2006年清明节的前一天，父亲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6岁。安葬的那天，原本和风丽日，晴空万里，但就在灵柩下葬墓穴的那一刻，突然间，狂风呼啸，暴雨如注，仿佛撼天动地。大概半个小时后，安葬完毕，狂风暴雨又骤然停了下来，并很快云开日出。我双手轻轻抚摸刚刚砌立好的墓碑，思绪万千，我从来不相信文学作品中天人感应的事情，但父亲的辞别，对我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

十年来，我常常思念我慈爱的父亲，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站在窗前，仰望深邃无垠的苍穹，渴望能向天堂的父亲诉说衷肠；十年来，我几次在梦中见到我伟岸的父亲，他依然是一身整洁毕挺的中山装，依然是一腔饱含慈祥深情的目光；十年来，我一直想写篇怀勤奋是最好的天赋念父亲的文章，可是每次提笔，写着写着，就泪水横溢不能自制而搁笔。

父亲在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挚爱他的母亲，六岁多时，祖父因侵华日寇的细菌弹染上霍乱而英年早逝。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使父亲过早地体察到了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是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父亲多舛的命运。1949年10月，时年19岁的父亲，在新时代的召唤下，通过考试，成为了粮食部门的一名职员。从此，父亲先后在省、地、县粮食部门工作，文革期间曾一度下放到农村，1980年又重新调回县粮食局工作，一直到退休。父亲生前多次提起那次招考，对党和组织的栽培充满感激之情，总是告诫五个子女要听党的话，遵纪守法，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报效国家。我们五个子女也很孝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都是认真做事、踏实做人，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

自从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工作很忙，但是只要有时间，父亲就会在晚上回到家里，和母亲、子女围坐在煤油灯下，谈工作、谈学习、谈时事，这是我们全家最快乐、最温馨的时光。年龄很小的时候，我会缠着父亲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稍大之后，父亲喜欢跟我们讲唐诗宋词，或许是身为游子的原故吧，父亲讲得最多的都是思乡思亲之作，象李白的(静夜

思》、孟郊的《游子吟》、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等许多诗篇，我第一次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并由此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和博览群书的习惯后来，五个子女陆陆续续参加工作了、成家了，父亲也退休在家，我们依然喜欢和父亲在一起交流。每次节假日我从九江回到都昌看望父母亲的时候，父亲总是招呼我坐在沙发上谈话，一谈就是一、二个小时，直到母亲把香气四溢的饭菜端上桌，催我们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总是教育子女，不管在哪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堂堂正正处世，做一个忠厚正直之人，宁愿苦点、穷点，也不要耍小聪明违法乱纪。父亲熟读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多次引用《红楼梦》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话，列举古今中外一些自以为精明算计，专于投机取巧之人结果身败名裂事例，告诫子女做人就要忠厚正直，忠厚传家久，忠厚忠厚，有忠有后。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巳是知天命的我，今天回忆起父亲的许多教诲，倍感珍贵!同时也极度伤感，每次返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时，再也听不到父亲的谆谆教导，再也没有机会和父亲海阔天空地畅谈世事万物。沙发依在，睹物思亲，我常常一个人望着父亲的遗像泪水盈眶。

父亲教育子女做忠厚正直之人，自己更是一辈子忠厚正直。1968年秋，父亲从县粮食局下放到当时的盐田公社工作，下放后有一段时期，父亲曾从事与管理下放知青有关的工作。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但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父亲晚上回家时，经常在家里和母亲讲下放知青的一些事情，对他们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的所思所想十分了解，总说这些孩子们从小生活在大上海，现在到农村生活、工作很不容易，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关心帮助他们。那些下放知青对父亲十分尊重，见面都称父亲为胡老师，父亲对这些十六、七岁就离开父母亲，独立生活的年青人，极为关心，视为晚辈，经常和他们交流思想，竭尽所能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有一个姓穆的回族上海知青，因为有特殊情况，在父亲的积极奔波和争取下，享受到了当时有关政策，提前返回了上海。

1971年左右，父亲归队回到粮食部门，开始在基层站所工作。那些年里，机关干部经常被抽调到农村做中心工作，吃住在农村，当时的名词叫“蹲点”。有一次，父亲所在单位要派一名干部到最偏远的邻波大队“蹲点”，由于“蹲点”时间长，加上“蹲点”地是都昌、鄱阳两县交界处，到处是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没有人愿意去。当领导找到父亲时，父亲没有推辞。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一切服从组织的决定。期间有一天，我正好参加学校组织的到邻波大队开门办学活动，白天，我参与了基于民兵指导的射击活动，晚上大家休息时，我独自来到父亲住宿地，一个老旧农房，黑咕隆咚，森气逼人，幸好父亲事先知道我来，早在门口等我。来到父亲的房门，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两个多月不见的父亲明显地削瘦了。房间小而简陋，只刚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椅子，我座在床上翻看着父亲枕头边的一本名著，心里本来有很多话要和父亲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那时候，父亲很忙，极少回家，加上从“蹲点”的地方到我家要走几十里山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一路上翻山越岭、人烟稀少。父亲每次回家大都是利用晚上，为了防止路上碰到豺狼等野兽，父亲自备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红缨枪。父亲说他有一次在晚上回家的路上真遇到过一只狼，这只狼跟了父亲一段路程后，可能是觉得父亲身材魁梧加上拿了一支长枪，自认不是对手，掉头而回。

忠厚的性格，使父亲在很多时候宁愿自己多吃点苦、受点累，也不愿意与别人争执、计较，但父亲在原则问题上是有自己的底线的。文革后期，父亲所在的基层单位一度派性严重，有个想夺权的人，千方百计拉人搞派性争斗，也企图拉拢父亲，被父亲拒绝后，这个人转而暗地对父亲诬陷和打击。文革结束后，有关党组织找到已调回上级部门的父亲征询此人当时表现时，父亲向组织上作了实事求是的证明。事后，这个人对父亲的不计前嫌、宽宏大度感到十分羞愧。父亲曾对我说过，我们是忠厚之家，既不会趋炎附势、拉帮结派，也不做落井下石之事，公道自在人心。真的，人心如秤!在追悼会上，不仅来了父亲的老领导和老同事，就连当年父亲下放居住地的一些农民兄弟闻讯也自发前来吊唁，这些下放时相识的普通村民，结伴远道而来，还是像当年那样称我父亲为“胡同志”。一句几十年不曾改变的称呼，饱含多么真挚而朴素的情谊，令我万分感动，久久不能忘怀!

父亲的忠厚还体现在对自己的家庭、对妻子儿女，总是尽力给予最多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全家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后，母亲由于长期从事田地劳作，早年骨折的右脚疼痛复发，举步维艰，有时痛起来彻夜难眠。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治疗效果不好。有一次，父亲听说某个村庄来了几个游医，声称专门治疗跌打损伤。父亲得知后立即带着母亲找到这几个人，这些人正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在父亲的恳切要求下，其中有个人在给母亲的痛脚认真检查之后，打了针灸，并开出了几副中药。回家后父亲把药熬好，送到母亲的手上，看到母亲吃下去才放心离去。不久，母亲脚痛慢慢好起来了，多年后一直没有复发。事后，我曾问过父亲，那些四处奔波的游医你也相信呀?父亲很认真地回答说，在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有些有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迫离开工作单位而成为游医，这样的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望着父亲凝重的神情，我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我小时候经常患扁桃体发炎，特别是到了十岁的时候，扁桃体一发炎就肿胀得通红，吃饭吞咽都很困难。为彻底解决问题，父亲带我走了几里山路，坐上几小时班车，来到县城的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我不记得手术进行了多久，但我清楚地记得，手术那天，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做手术医生的身后，神情紧张地看着我。手术结束后，父亲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他最担心做手术的时候，我不能坚持长时间张开嘴巴，这样，手术就做不干净，就会留下后遗症，就很麻烦。父亲的担心，我当时不是完全能够理解，到了我也成为父亲的时候，我才知道任何时候儿女的痛和苦，甚至是委屈，都时时牵连着父亲的神经，父爱就是这样平淡如水、厚重如山!由于手术成功，父亲很高兴，带我浏览离县城不远的南山，登上山顶，极目远眺，鄱阳湖上白帆点点，都昌县城车流滚滚。也就是那天，我暗暗立志：一定要凭自己的能力走出深山。

1979年我考上了省城一所中专，8月下旬父亲送我到学校，由于售票员指错了路线，我们离学校很远就下了公交车，沿着一条废弃的铁路边问边走。当时正值中午，骄阳似火，暑气逼人，父亲挑着我的木箱和棉被及日用品，一路上汗流浃背，我几次要求父亲停下来换我来挑，父亲就是坚持不让，实在是太累了，他就休息一下，直到学校父亲都没有让我挑一下。我当然知道这个担子很沉重，父亲之所以不肯让我挑，是怕压坏了刚满17岁的我啊!在学校读书两年，父亲每月会按时给我寄来一些生活费，也必定会写信嘱咐我收到钱后及时回信告诉他。父亲的信不长，都是叫我要吃饱饭、注意身体等内容。我非常庆聿的是，我保留了两年间父亲写给我的所有来信。今天，当我抚摸父亲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件件家书，凝望遒劲有力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浓浓父爱，每次都觉得有一股暖流冲击我的心扉，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对父亲的思念和不舍，还是借用《父亲》歌词中“这辈子做你的儿子我没有做够，央求你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这句话，向天堂的父亲致以由衷的告白和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