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记述了她夫家亲属的生活，阅读量很高，并且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拍摄了专题片。

不用具体说那些辛酸的事。其实，“贫穷之家百事哀”，但哀来哀去，总是那些内容，归根到底一句话：纵然只是维持正常的生活，钱也不怎么够花。

作者的夫家在农村，文章特别容易给人以误解：此种代际贫穷轮回是农村、农民家庭的特征。实际上，城市的平民家庭是不是就情况好得多呢？恐怕也不乐观。

作者的夫家在江汉平原。我说一说江汉平原的情况。荆州就是典型的内地中型城市，纵然在荆州城区，近些年来，也人口流失严重。农家子弟离家千里万里去打工，城区平民子弟，何尝不是大批大批地离家千里万里去打工啊。去了陌生的地方，他们同样被称为“农民工”，同样受歧视、被苛待。而留在本市，在本市的企业找工作，说实话，工时往往还更长、工资待遇更低。其实，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是“农民工问题”，而是中低端劳动者问题。他们工作非常辛苦，但劳动报酬不能体现劳动价值，生活得不如意。

且所谓中低端劳动者范围在不断扩大。我侄女是编制内的教师，入职一年多，将各种收入全加起来，一个月也就赚3200块钱左右。扣完各种保险后，应该就是2800左右。据说这次要涨几百块钱工资，但还没有兑现。在荆州，仅以数目字论，这就不算低了。然而，这是无法维持较为惬意的生活的。相比较而言，同等职级、工龄的公务员们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又不贪污，在荆州的话，收入也只能跟教师差不多。

现在，普通医护工作者、教师甚至公务员们抱怨收入低、生活并不如意，确在相当程度上为事实。然而，一，这是整体性民生艰难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整体性质地解决民生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独善其身。二，最可怕的结果，是不同群体纷纷不满意于现状，渐渐都道德沦丧，纷纷往邪路上走。公务员就大肆捞灰色收入、贪污，医护人员就吃回扣，教师则把精力放到补习班上去，而他人呢？要么减工减料，要么卖假冒伪劣。你蒙我，我骗你，最后的结果不过是相互投毒罢了。官员们花多少万元吃了一顿大餐，菜品可能就是一堆化学元素，酒也不见得是真的。

作者提供的“药方”是强化教育。然而，教育本身是改变不了整体的民生艰难状况的。作者夫妻都是博士，书读得非常好了，又执教于高校，然而，能够提供给亲戚们的帮助依然很微薄。作者自己坦言，幸亏是“70后”，房子买得早，否则，可能自己都会很窘迫。所以她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儿子没能当官。如果儿子当了官，许多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作者引用了几篇摩罗的文章。摩罗是江西人。12年前，曾经的摩罗说，如果农民不能享受到国民待遇，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改变。别人不可能是他们的救世主。我觉得，应该将他话语中的农民扩大为民众，即每个社会成员。就是说，民生艰难是制度性的问题，只能通过制度改革去完成。而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必须是保证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人的权利，真正能参政议政，决定政治的方向。唯其如此，典章制度才是他们意志的体现。于分配方面，则劳动报酬体现劳动价值、全体民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等等，才有可能变成现实。否则，“顶层设计”缺乏基础，一定为空中楼阁，无论怎样激动人心也是无法操作、落实不了的。

我必须说曾经，是因为现在的摩罗不会这样说了。此一时摩罗，彼一时摩罗，原因不为外人知。然而，彼时之摩罗，谈到他也是农民时，当时望向未来，穿透纸背的只有深深的绝望。绝望真的会改变许多人的行为方式。至少是曾经的摩罗，必定非常痛苦于“问题都是真的问题，问题因制度而生，但制度是不容许改革的。”　（言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