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猴年逢古稀，她和我是只隔半里之地的同村人，虽不是自谈恋爱，但彼此了解一二。偶然一次，我的堂弟舅舅特来我家牵扯红线，介绍本村一位漂亮、善良、勤劳、心灵美的农家闺女，我俩经多次接触，她不嫌我一没有房子，二没有车子，三没有位子（官衔），只爱我诚实、勤快、好学、求上进。我爱她能干、温柔、贤惠，不嫌她没文化、个子小。就这样我俩订下了终身大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我们两家办事都是从俭，没有买一套像样的家具，没有举行婚礼，没有办一桌酒席，没有送彩礼，只购置少量的生活用品，就组成了温馨的爱巢。

婚后，我因工作需要调往他乡，妻子在家继续“修地球”，挑起家务重担。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妻子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尽量少欠生产队口粮款，她每天起早贪黑的挣工分，每年挣300多个工，不少于男子汉，同时还要照料好年老体弱的父亲，使我在外地安心工作，再也不需牵挂既当爹又当妈的老父亲了。一心投入热火朝天的“抓革命、促生产”。

妻子生了两男三女，特别是那长子，把她折磨得够呛。一次，我回家休假，发现妻子又黑又瘦，便问其原因，她告诉我：“这孩子真‘淘气’，白天贪睡，晚上哭啼不止，我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了9个多月，白天还要挣工分，你说我能不瘦吗。”听妻子的“诉说”，我心痛一截，自己责备自己，没有为妻子分点担子而感到过意不去，但又原谅自己，“远水难救近火”，有心而力不足，从而真正体会到“儿多母苦”。

1983年，妻子种了几亩责任田，我要求组织上照顾，被安排在港口扎花厂任主办会计，一来管教孩子，二来帮帮妻子。妻子种庄稼是老手，大家称她“土专家”，她从播种、插秧、施肥、打药到收割都是一人“统治”，为了减轻妻子的满负荷作业，我利用节日、双休日以及上班前下班后，帮她打药、割谷、捡棉花等。一有空还到菜园转转。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家粮、油、蔬菜自给有余，这里有妻子的一份功劳啊！

我与老伴在一起生活整整五十年，她对我工作非常支持，总是鼓励我，在单位要当好领导的参谋，管好财经账目，不要占小便宜，办事大公无私，与同事搞好团结。家里的事你不要担心，我会料理好的。我把妻子的话铭记在心里，干工作不怕吃苦，不怕吃场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哪里有困难我总是第一人上，工作任劳任怨，越干越有劲，从而得到领导和职工的信任，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受到上级表彰，所以“游山玩水”总少不了我，从1991年到1996年，6年期间我3次（深圳至广州、西安至成都，北京至南京）玩上蓝天，同行（指会计）都羡慕不已。

我与老伴在一起生活半个世纪，她对我爱好写作大力协助和支持，当我第一篇稿子在《江西日报》刊登后，同事们纷纷登门或电话祝贺，并给我提供不少新闻素材，妻子更是成了我写作的好帮手。妻子文化水平虽不高，但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记得有一次，我写完了“鲁班桥的传说”，妻子一看，对鲁班在“大中路”吆喝提出了异议，她说，当时哪有大中路，后来，我就将“大中路”改成了“浔阳路”。妻子把她在娘家听老人讲的民间传说讲给我听，我便一个个整理出来。如：“洗脚桥的传说”在《九江日报》的《地名掌故》专栏刊登了。我和妻子高兴极了，读了一遍又一遍。从此，我爬格子的劲头更足了，每天晚上爬到深更半夜，妻子则陪在我身边，做好我的后勤保障工作，烧开水做点心，夏天给我打扇，冬天给我生火取暖，见我爬格子十分辛苦，妻子千方百计发送我的饮食，不时弄点营养品，为我补身子。

妻子陪我爬格子，一爬就是40多年，记得10年前我开玩笑对她说：“如果我俩能活到古稀之年，那你陪我爬过半个世纪，那该多好啊！”妻子却说：“古稀之年算什么，我俩还要活到八九十岁，见到曾孙才瞑目呢。”看来妻子的预言能实现。

2000年，我退居二线。刚回到农村，妻子怕我生活不习惯，千方百计让我慢慢适应，一日三餐准时用膳，热茶热水送到我跟前，我对妻子的关照过意不去，我想痛改34年的“内疚”，用商量的口气对妻子说：“昌连，我已享了34年的福，现在该你享福了。”妻子是位闲不住的人，她一直干到今天。

五十年来，我俩虽没有大动干戈，但夫妻之间小摩擦时有发生，这口角并非为家庭钱财，也并非为子女家教，而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说起来都是我不好。

我和老伴共同度过了五十年春秋，五十年在人生长河中是漫长的，但过起来似箭如梭，一晃过去了。妻子常对我说：老伴，不知不觉过了五十年，这日子过得真快，从我俩成家到生儿育女好像是昨天的事，从我俩一生日子先苦后甜，品尝到幸福的滋味。如果有来生，我俩还结为伉俪，但有个条件。我问，啥条件。老伴说：你同意啵。我说：任何条件都答应。老伴说：我男你女，让你去体验女人的生活吧。我笑着说：一切听从“上帝”安排吧。

风风雨雨五十年，我同妻子携手再走过10年、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