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河南省延津县，农村土地的2/3仍是分散经营，留守老人和家庭妇女是主力，“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

报道中说到，该县的土地流转租金平均达1100元/亩.年，最高达1468元/亩.年，实在太高。以本镇为例，历年来的最高租价，不过才600元/亩.年，租出成片土地种葡萄。那本来是地方政府“拉郎配”结果。然而，不过两年间，荆州一般葡萄的收购价降到了一元以下，老板就跑了。实际上，这几年来本镇租种土地的大户们，无论种葡萄的，还是种菜的，基本都严重亏损、关门“跑路”、不知所终。本镇目前的流转行情，大约是200－300元/亩.年。纵然如此，也非常难租出去。特别是零星的地块，基本荒着。延津县的大户们出那么高的租金租种土地，然后种植普通农作物，真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结果是亏损，那首先要怪自己。

现代社会里，无论农业多么重要，也终究是弱势产业。其一，就业人口少；其二，生存能力弱。以故，为了维持生存，一则必须保证业主足够的耕种数量，二则必须予以补贴。美国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往往耕种上万亩土地，然而，没有政策性保障、扶施，依然生存不下来。

所谓“‘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整体而言，是正常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传统社会之所以为农业社会，本来也是没办法。既然生产力低下，只能投入更多劳动力，否则就无法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即时下的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奔城里去，是追逐梦想，是积极主动，而并非出于无奈、被逼迫。政策之重点，应该是彻底废除等级歧视，实行国民待遇，让他们融入城市，而不能总是算计着何时将他们赶回去。

未来之农业必然是农场制的。农场是个人的农场。所谓合作社等等，其实是成熟市场内的战略体系，而强行移植于微观经营层面，却是乌托邦。纵然我国的农产品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依目前的结构，量一个生产小组里的数百亩田，总赢利非常有限，未必比得过大城市里的一个小店。一个小店会有几十上百个股东以及经营者吗？那还经营得下去吗？而主流语境内的基层农业合作社，正立足于几十个家庭、上百人经营区区数百亩或稍多一点土地，根本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少有实际意义的。

不远之未来，只可能有农场、农户，不再可能有“农村”。所谓“村”，只有小农模式，数十农户聚集，才形成“村”。没有小农模式，就没有“村”。所谓“新农村”，日本、韩国是先驱。两国付出了农产品价格奇高的代价，然而，终于也阻止不了“新农村”的完全延续不下去。与发展趋势相抗争，一定失败。受“新农村”的诱导，在农村投资过多，尤其是许多农户倾尽资产建设的房舍，必然被放弃、成“鬼屋”。

唯有实行农场制，才能保证务农者的收入。特别当农业越来越弱势，越来越少人有志于农业后，非如此不足以延续农业安全。目下之关键，其一在于政策僵化，迟迟不能明确产权至个人，不能真正明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二在于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低。江汉平原的许多农民出租土地时，只接受短租，不接受长租，为此而宁愿土地荒着，就是怕政策上的大变化，怕阶级斗争再燃、人民公社重来。政策越僵化，政府、政策的公信力越低。主流语境内越是强调无比模糊的所谓集体产权，社会越是认为政策不明朗、随时可能变化。如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愈加弱势，小农模式完全维持不下去，农场制也不可能真正推得动，极少数的有志于农业者被迫改变志向，土地大量荒废，农业危机就来了。

如果说我国真的发生了农业危机，一定不是主流语境内宣传的有人没田种，而肯定是有田没人种。农业自然有歉收时，但只要土地没有被大量荒废，歉收总有限度，可以通过市场渠道进口以弥补不足。然而，如果主要因政策原因导致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土地荒废，减产将是没有限度、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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