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上山

1938年1月，我出生在星子县，是家中的老六。那时，父亲陶贤望和母亲叶德恩正在星子小县城开诊所行医。父母一共生育7个儿女，分别取名为：淑华、新华、爱华、丽华、慕华、继华、援华，表达了父母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战火烧到家乡星子时，父亲不得不将两个女儿托付给我的姑伯，离别故乡去了大后方。自己则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双目失明的母亲及身边的四个孩子，逃难上了庐山。因为父亲考虑到自己的基督徒背景、流利的英语以及那时紧缺的西医职业，认为上庐山也许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三姐丽华，因她的健康活泼，曾荣获星子县婴幼儿童健康大赛的第一名，并获得了一份纯银制作的特种奖品——银盾，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那年，她才四岁多，至今还能清楚记得从山下攀登庐山含鄱口的登山过程。她跟随父亲行进在乱石的山沟中，山石陡峭，行走异常艰难，父亲的肩头还驮着不到十个月的我。当时的我在父亲的肩头，不停地哭闹，更是增添了攀爬的难度。

到庐山后，安顿好我们，父母亲便投入到庐山的医疗救护工作中。最初，他们在红十字会诊所，不久就转到临时伤兵医院担任战地医护人员。

当时守卫庐山的是3000余人的江西保安团，分兵把守在几十公里长的环山要隘。几乎每天都有伤员送来，而临时伤兵医院只有三位大夫，人手严重不足。父亲陶贤望以他精湛的医术，奋战在救治的第一线。母亲尽管身怀六甲，也不辞辛苦细心护理伤员。

1939年3月，庐山被日军攻陷，保安团从仰天坪撤离。临走前，他们通知陶贤望带家人一起走，可父亲考虑到一家老小及带不走的重伤员，他留了下来。日军占领庐山后，将伤兵医院的重伤员全部杀害。当时的陶贤望隐蔽在民间，后由于汉奸告密，指证陶贤望是中国守军医官。

父亲被日军抓捕后，关押在星子，施以吊打、狼狗撕咬等酷刑，但他始终没有说出庐山守军的去向等信息。气急败坏的日寇将父亲装入麻袋，绑上石块，沉入鄱阳湖底。

父亲惨遭杀害。从此，庐山多了一个抗日英烈。而我们，少了一个父亲。这心头的伤痛，终生难忘。

陶广顺

孩提时代，我在家看到过新华大哥的一幅素描画。那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周边有宽阔的果树山林，是陶家祖父及父辈在老家置业中名为“陶广顺”的旅馆产业。在陶家人的努力下，随后又在南京置下了三层楼房的傅后岗二号，祖父与自己的三个儿子六个女儿一直经营着这份产业。在抗战爆发前后，“陶广顺”遭日伪军占用，之后被拆除。南京傅后岗的祖产则维系到解放之后。抗战之前，祖父家训是结了婚的儿女家庭各自独立。终身未婚的五个姑娘虽各自都有后续的事业及发展，为了这份祖传产业，她们相守到寿终正寝。

解放之前，星子老县城不大，“砚池街”是主要街道之一，如今“砚池街”及当年“陶广顺”店面旧址仍存留。当年“陶广顺”楼内有我们父母陶贤望及叶德恩经营的牙医诊所，也还有其它姑伯经营的产业。

当年县城不大，但也规划了县城东门西门及南门，南门外便是鄱阳湖。新华大哥很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步行到南门外只要走上十多分钟。父亲是游泳高手，从湖边高处跃入水中便不见踪影，待他潜泳了五十多米后才露出水面，着实让岸上的新华哥惊恐万分。日寇入侵后，南门也成了日寇海军驻地总部，也是后来父亲惨遭日寇杀害之处。

据大哥回忆，县城东门一带更是惨遭日军飞机轰炸最严重的地区。父亲曾带他去过被轰炸的东门，亲眼目睹轰炸现场，场景令人不寒而栗。

土坝岭

小时候，我家离土坝岭不远，很小就知道那里是埋死人的地方，令人害怕。一到清明时节，坟头上飘着各种色彩的纸制物件。每次路过，我都加速通过。走过这段坟地，有小路通向山下的九江一侧。我虽没走过，但知道下面有一个胡姓村庄，大姐夫胡森昌就是那里的人。

土坝岭既是坟地，也是执行死刑的场地。我的祖母就埋在土坝岭。1947年陶家人要将祖母迁往南京与祖父合墓，还是小孩子的我偷偷躲在人群后面，观看了取遗骨的过程。此后，妈妈用皮箱装着祖母的遗骨，带着我去了南京。那是我首次离开大山看到了真正的大都市。大马路上不时飞啸而过的美式吉普车，初相识的小姐姐慕华总是带着我兴奋地追着刚离开的吉普车后面，呼吸着它排放的尾气，汽油味浓烈，我们却觉得气味香甜。

再后来，我的母亲也埋在土坝岭，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坟地，坟里只有母亲的骨灰。母亲生前不想火化，千方百计为自己购买了木材，请木匠加工了一个最普通的棺木，放在正街1110号老屋后面存放了若干年。但由于政策原因，母亲终究未能实现棺葬。我们这辈也都八十多岁了，以后能将自己的骨灰置于母亲的坟脚下便是最好的归宿了。如今，我身居加拿大，这对我而言将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