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九江日报》，源于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小黑猫”。

一九八四年春的一天上午，我去立新乡桥头小学上班。路过一条水渠时，看到水泥桥底下的乱草丛里，躺着一只猫，它的身体很小，小得像一只老鼠。浑身的毛又湿又脏，隐约看出黑色。见我驻足，它不停地哀叫。声音尖细而喑哑，犹如一个刚生下来的不足月的婴儿的啼哭。

我本能地张望四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广阔的田野没人干活，也不见任何可以打捞的物体。我用力跺脚又拍手，希望能吓走它，可它只摇晃地站了一瞬又倒下了。呀，它的腿坏了！我恍然大悟，同时，脑海里冒出一个词：弃猫。我想下去救它，可渠堤很陡，风又大天又冷，又快到上课的时间了，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我踌躇了一会儿，默默地走开了。

在学校，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傍晚回家，我匆匆地往那赶，可它不见了。被人救了还是被野物吃了？我茫然地看着那丛乱草发呆，又用从学校里带来的棍子在附近的草里翻扒，又学猫咪叫，可什么也没有。

晚上，我辗转难眠，心被负疚感揪着打着。于是，连夜为它写了那篇小说。没能及时救它，就在文字里祈祷并祝它遇难呈祥！写完后，我交给了县文友胡步怀审阅。他帮忙润色后，我誊写了二份。一份给了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戴启棠老师，发在当年的县手抄报“杨柳津”，并获得了征文三等奖；一份寄往了《九江日报》编辑部。不久，我收到了第一份印有自己处女作的带有墨香的《九江日报》。

从此，我开始关注并认真地阅读我们学校的每一份《九江日报》，并时不时地把“花径”版自己喜欢的文章剪下贴到日记本上，还继续投稿。继“小黑猫”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小小说《导演》《列车上》。从此，我爱读《九江日报》，就像学生爱上老是表扬自己的老师的课一样。我不仅关心文章的内容，也关注“花径”版的责任编辑。慢慢地，我发现有一个叫“余国振”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有我文章的那一版里，我默默地记住了他。

一九八七年暑假的一天，我去武汉华中工学院看望男友，顺道去了九江拜访余老师。当时是怎么找到他家的，我已记不清，只记得那天黄昏，我怯怯地敲开他家的门后，一个儒雅充满书卷气的中年男子来开门。他略一愣怔，然后在我的自我介绍下，把我引进了一个九平米的小居室。余老师是个好丈夫，他与我拉了一会儿家常后，就去忙晚饭了，他妻子陪着我。晚饭后，他又教我许多关于写作方面的知识，像一位尽职的老师耐心地辅导自己的学生一样，一点编辑的架子都没有。他妻子在旁听着，始终含笑不语。这对当时素昧平生又一名不文的我，是多么高的礼遇！我想，除了对文字的敬畏、真爱及读书人的本真和修养外，就是一种职业使然，像我对学生一样。晚上，因赶不上江轮，就在余老师家借宿，把他挤到别人家去了。

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对九江不熟悉，也不知怎么去武汉，第二天一早，余老师又从借宿的朋友家匆匆赶来，带我去长途汽车站买船票，又送我到江边坐轮船。路上，还不停地嘱咐我上轮船后要注意些什么，以至引来邻家窗户大开而好奇议论。幸好余师母机灵，也开窗对着楼下大喊：路上小心！才避免了一场误会。现在想来，实在太冒失太懵懂了。

后来，因常在《九江日报》发表习作，得到了市文联副主席姚辉云老师的关照，多次发函邀请我参加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白鹿书洞”文学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余老师的文学指导发言，并获得《九江日报》纪念品——温度计一份，至今珍藏着。“庐山云中宾馆”读书笔会，我写的诗歌《庐山雾》《她》《无题》，又在余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于《九江日报》副刊。我婚后，他还与几个朋友来永修看望过我。当看到我家是三层楼房时，打趣说我是地主。

后因各种原因，我们失联了。直到七八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在九江办事，诗人陈新联系到他并安排我们见了面，同来的还有吴清汀老师、于学荣老师等。记得那天，余老师来得很晚，风尘仆仆，汗水涔涔。虽然几十年的岁月已改变了我的容颜，但他在人群里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并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版的散文诗集。雅致的封面，诗意的标题，我摩挲着，品味着。当翻开内页时，一行俊美的字赫然印入我的眼帘：梁莉小朋友雅正！我略一怔，然后会心地笑了。有什么比这更亲切更温暖的称谓？从心底感谢余老师的厚爱！

这些年，我又陆续得到位了许多九江知名作家和《九江日报》编辑老师的帮助，我与《九江日报》的缘更深了。

如果把永修的“新蕾”橱窗，“杨柳津”报比作我文字的摇篮，那么，《九江日报》就是航船，它载着我驶向梦想和远方，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和编辑就是航标灯，是园丁，是云梯。在此，道一声：感谢、感恩！并祝愿《九江日报》值祖国七十华诞之际，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朴实的文风，更年轻的姿态矫健前行！祝福所有为《九江日报》奉献过的工作者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