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金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强调，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弘扬“言而有信”“有约必践”的良好风尚。这样的宣言，非只出于对当下社情民意的积极回应，也是来自于五千年传统文化深处的激荡回响。回归历史，才能更深刻理解这一宣言的重要价值，观照现实，才能更好地继承发展这一文化基因。

诚信，几乎与中华文明同生。早在《尚书·尧典》之中，便称尧“允恭克让”，《说文解字》释曰：“允，信也。”这种对诚信的极端重视也具体体现在我国古代众多历史典故当中。赵氏孤儿的故事当中，屠岸贾为晋灵公宠臣，晋景公时为司寇。屠岸贾借追究晋灵公被弑一案，鼓动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并将赵氏灭族。赵朔之妻为晋景公姐姐，怀有赵朔的遗腹子，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为复兴赵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与赵朔友人程婴共同商议，程婴假意为赏金带领诸将前往抓捕公孙杵臼与所谓“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公孙杵臼被杀后，程婴背负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一起藏到了山里。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怨死的大臣在作祟。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灭其族。之后，程婴对赵武说：“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随主人死难。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不顾劝阻，拔剑自刎而亡。

在这个典故当中，杵臼赴死，程婴辅佐赵氏复兴后一同赴死，于下，赵氏已灭族，于上，乃与国君为仇，此种情形下，所依靠的更多是这种内心本然而生的“致诚无伪”，在此面前，连生死也成为无须再顾的“它事”。就此而言，首重诚信，乃是自最初便本然内含于中国文化深处的原始基因，可谓“文化自信”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绝非某些奇谈怪论所谓的西方商业文明带来的舶来品。这种诚信，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坚守与执着，比生死更为重要。

不仅下位对上位如此，相反情况下，亦是如此。此处，可借助一则论语典故予以阐释。《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一段故事中，诚信其实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工具价值，因为在死亡的掩照之下，任何利益目标都已经失去追求的价值。这里的“信”更多是一种出于一种利益之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与人之间的意志与情感的相连相通与共生共鸣。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的上位者，也同样需要依靠诚信这种基础性价值来保持自身与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于其价值超过了饮食这样的生物基本需求乃至军备需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失信比死亡更为令人恐惧。

如果说前两则典故，更关注于政治社会层面的诚信文化，那么，另一则典故则反映出了古人个人生活层面上的诚信意识。《庄子·盗跖》中有一则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也许在许多当代人看来，尾生的这种行为，似乎带有了某种“刻舟求剑”的色彩。但是，如果纵览古时对于尾生这一行为的普遍看法，便能明白，这其中的难以理解，所反映的正是古今观念的嬗变乃至撕裂。在古籍之中，尾生抱柱乃是诚信意识的典型体现。《史记·苏秦传》以“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誉之；《战国策·燕策》言道：“信如微生，期而不来，抱果柱而死。”又《汉书·东方朔传》言道：“信若尾生”。这是因为，尾生抱柱，其实所包含的正是“轻死重诺”这一古人最为珍视的理念之一。

而对照我国部分社会现实，则对此当能有更深的体悟。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考研复试过程中发生泄题事件——在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法硕复试当天，复试时间较早的考生在考研交流群内分享自己的复试题目，因违反相关复试规定，上述考生复试成绩全部记零分。其实，许多学生在分享试题的当时，很可能根本未曾预料过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也许正是日复一日、处处目睹的失信之举，使得他们在无形之间忘却了诚信的千钧之重，导致他们在违反了自己所承诺的规则之时，却似乎丝毫没有感受到一种“逾矩”之痛。

由此延伸，笔者结合自身乘车经历之中的一点所见所感，以小喻大，略述所思。2019年春运之时，笔者乘坐某列高铁，出家门至车站，耗时20分钟，列车运行30分钟，然而行至出站口时，只见眼前三股人流如长龙般蜿蜒，仅出站便花费了20分钟。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一年前在德国乘城市轻轨的经历，那天早上大约7点，自科隆市区Hansin站过莱茵河至deutz站，先在自助售票机购票，然后将其伸入站台旁的自动打卡机，在票上打印上本次乘车信息，便可自行携票乘车。出站时，亦无人检票。甚至于只要乘客有意，可以直接略过打卡，将空白车票留待下次使用。对此，笔者向德国导游问道：这样不会出现逃票现象吗？对方答道：几乎没有。这并非仅依靠自觉，一旦在随机抽检中发现乘客未购票或无打卡信息，则不但需被罚款60欧元，后续升学、贷款、求职等均会受到影响。

常言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认识到，逃票现象的根本是社会诚信问题，而社会诚信问题的解决则需要我们深度挖掘、弘扬中国历史传统中无比浑厚的诚信文化资源，此谓“大处”，若不统筹“大处”，则难以治本。于此之外，“小处着手”，则需要有“大处着眼”后的自信与勇气。当下，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应敢于迈开步伐，一方面，要对绝大多数民众的诚信观念充满信心，不应仅因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逃票者，而耗费无数守信者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可以依托覆盖全社会的诚信奖惩机制建设，在普遍守信的基础上加强失信重罚举措，进而双管齐下，构建起社会成本最小化、社会资本最大化的良性机制。最终，人人守信，诚信之念一日日内化于心，将中国文化中“养心于诚”的精神一步步激活；自觉守信，诚信之举处处外化于行，将“无信不立”的传统一步步落实。

或许中国的诚信建设，就正可以从撤销火车站出口的验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