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生

1975年5月30日，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身蒙冤屈的“三家村”幸存者廖沫沙，被流放到江西省分宜芳山林场，在那里度过了三个不平凡的春秋，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是决定命运的关键节点。芳山有幸，接纳和保护了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绽放异彩的人物，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见证人。

“三家村”的由来

1961年初，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和要求，现在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发愤学习，奋发图强的故事。《北京晚报》积极响应，决定开辟《燕山夜话》专栏，着重谈读书、学习并介绍相关知识，亲请邓拓主笔，当时邓拓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工作非常繁忙，在报社领导和编辑的反复请求下，邓拓答应每周写两篇杂文，并以“马南村”为笔名，开始了“燕山夜话”的写作。

当时，邓拓曾笑着向编辑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村’是笔名，原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庄，我一直怀念它。”从1961年3月19日，邓拓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到最后一篇《三十六计》止，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共发表152篇文章。

《燕山夜话》专栏开辟半年以后，中共北京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为了配合当时形势，决定也参照《北京晚报》的形式，开辟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杂文专栏。为此，1961年9月，兼任《前线》杂志总编的邓拓，邀请吴晗、廖沫沙共商此事，当时吴晗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廖沫沙则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委委员。因为是三个人写，商议就叫《三家村札记》，邓拓提出三人合用一个笔名，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他的姓氏“吴”，邓拓出他的笔名马南村的“南”，廖沫沙出笔名繁星中的“星”，“吴南星”就成了专栏作家的名字。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在《前线》开始发稿，到1964年7月停稿，为时两年多，共发表文章60余篇。专栏非常重视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实践是增长知识，检验真理的最根本手段，实事求是的精神构成《三家村札记》的主题内容，比如邓拓的《伟大的空话》、吴晗的《赵括和马谡》、廖沫沙的《怕鬼的“雅谑”》等文，在针砭时弊的同时，希望人们振奋精神、脚踏实地，还有《谈谦虚》《重视群众的经验》《革命与科学》等文，接地气、重实际，深受读者喜爱。然后，万万没有料到，《三家村札记》竟成为他们的罪状，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留下历经磨难的廖沫沙。

八年牢狱之灾

1966年春，“三家村”里的廖沫沙，正参加北京市郊的“四清”，4月16日清晨，廖沫沙刚打开收音机，里面立即传来播音员不同寻常的声音，细细听来，他不禁大惊失色，播音员激情的播送《北京日报》写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及《前线》《北京日报》联合写的“编者按语”，里面历数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罪状”，并称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员主将，猝然而至的灾难把他击懵了。

进入春夏之交，廖沫沙经常拉出去揪斗、毒打、坐喷气式，每次批斗，“三家村”里剩下的二位“干将”总被安排在一起，这样他们有机会用眼神互相安慰了。1968年，廖沫沙被投入临时性的“监狱”，那是学校改装的，从此，他与世隔绝了，一晃竟达八年之久，受尽了凌辱。一次，廖沫沙被允许上厕所，被看守大声呵斥，他轻声说：“别大声说话，大家正在睡觉。”这一下可惹了祸，伤了看守的自尊，他恼羞成怒，剥夺了廖沫沙上厕所的权利，把他硬拉回了屋里，抄起毛巾，塞进他的嘴里，按在床上痛打一顿，打完便紧锁房门，甩手而去，廖沫沙一抽毛巾，鲜血直流，原来一排门牙被看守打后松动了，这一次虐待，使廖沫沙失去了上下两排门齿。

自关押以来，从未有人过问，1972年的某一天，一位上级领导来找他谈话，这使他感到一丝温暖。当来人问他有什么想法时，廖沫沙怀着一片痴情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现在有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入党几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什么是党；第二个糊涂，从小学到老，学了几十年，反被指“反马克思主义”，我弄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第三个糊涂，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什么是革命。这一番话，惹恼了在一旁的看守，他大声吼道：你不是反革命怎么关在这里。廖沫沙被激怒了，桌子一拍，也大声吼道：你们既然给我定了性，我是反革命，那好啦，什么都不用谈了，把我枪毙好了。来谈话的同志连忙说：不要激动，激动对你很不利。“还有什么利不利，已经定案，再不利也不会判两次死刑，反正我只有一条命！”这吼声，确实发自内心，这是廖沫沙被迫害期间的两次最有力的抗争，表现出铮铮铁骨，一身正气。

流放江西分宜

1975年的某一天，管理人员突然找廖沫沙，很严肃的说：

“上级决定下放你到江西。”

“让我回家看看吧。”

“来不及了，明天就走。”

“你们现在让我与家人见个面还来得及。”

“不行，到江西后家属可以去探望。”

廖沫沙愤怒了，这叫什么下放，完全是流放！我已关了八年，现在又流放到江西，连家属见个面都不让。俄国沙皇政府宣布列宁流放后，还让他回到莫斯科家中过了一个星期呢，你们连沙皇政府都不如！

在那个时期，允许家属探望，或许是最大的恩典了。他终于未能与家人见面，而被遣送到江西分宜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芳山林场，化名唐家权。

从1975年5月开始，到1978年，历时三年，这就是说，从1966年蒙冤，1968年入狱，加上在芳山林场三年，总共12年的漫长岁月，廖沫沙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后来谈起这十几年生活时，首先说到的便是人民，尤其是芳山林场的人民群众，是他们给了生存的勇气，同时他不相信党永远战胜不了这种倒行逆施，正是以上两种情感才使他身陷囚笼却能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

流放到江西分宜芳山林场后，林场干部职工开始还不清楚他的身份，只感觉他是“京官”，像个文化人。淳朴善良的林场职工把他视为朋友，关心爱护他，不让他干脏活重活，使他很快就融入到集体生活之中，慢慢熟悉了这块清净的“世外桃源”，身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抚，而且很快成为林场年轻人文化和精神导师。一天晚上，几个年轻人聚集在廖沫沙的住所，为各自村庄的好坏争得面红耳赤，廖沫沙听后畅怀大笑，随即口吟八句诗以凑趣：“山背黄梅艳,山泗穹山阿。山下风光好,花落野猪窝。赤土遭干旱,泗水泪成河。相争终未已,笑倒老家伙。”

“山背”“山泗”“赤土”及“野猪窝”“泗水”，都是芳山林场所在地操场乡的村庄名称。此刻，廖沫沙都把它们当做珠玑，嵌进了诗的链条。

在一次劳动中，廖沫沙问一个后生：“你读了多少书？”

“高中毕业，可惜在学校里没学到什么？唉，这辈子只能跟泥巴打交道了。”

“还想学吗？”

“想是想，就是没人教。”

“想学习就好，年轻人就是要爱学习，这样吧，你来组织一个学习兴趣小组，我当辅导员，学习资料我解决，行吗？”

“老廖，我明天就邀几个年轻人到你住所来学习。”

翌日，廖沫沙便从为数有限的生活费中，取出20元叫人到分宜县城买来学习资料，帮助年轻人补课。

1976年夏，廖沫沙的女儿晓云从北京到芳山林场探望父亲，当得知女儿在北京跟随一位老中医学习了中医和针灸后，便问道：

“晓云，爸爸要你做件事行不行？”

“只要是爸爸说的，就是一万件我也保证完成。”

“好，你明天就到芳山林场医务室去上一个月的班，哪里正缺中医呢。”

晓云欣然应允，短短一个月里，经晓云治好的疑难杂症就有几十例，周边村庄的农民夸赞说：“这样的医生真好，给老表看病不收钱，走遍天下也难找呀。”

廖沫沙在芳山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当地百姓爱戴他，他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留下了许多佳话，至今芳山老一辈的人们谈起和他一起度过的难忘岁月时，一种深深的眷恋油然而生。经中央决定，1978年3月15日，廖沫沙依依不舍地离开芳山林场返回北京。半年后，他特地买了一台电视机，从北京寄来送给芳山林场，在当时是一份厚礼，表达了他对芳山人民群众的真情厚意。

劫后余生献余热

廖沫沙回到北京，其后任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2月，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0年12月12日，在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特别法庭上，作为“三家村”冤案幸存者，他登上了神圣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审台，出庭作证，历数“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种种罪行。

他笑了，他以那博大的胸襟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他哭了，他沉痛地哀悼战友邓拓、吴晗的无辜惨死；他欣慰，害群之马除了，祸国殃民的“尸虫”已经被诛。正如柳宗元在《骂尸虫文》中所说的“尸虫逐,祸无所伏,下民百禄。尸虫诛,祸无所庇,下民其苏。”真可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清除隐藏在无产阶级政党肌体内的“尸虫”，昨天、今天、明天，仍然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廖沫沙平反之后，收到了无数热情洋溢的道歉信，一位广播学院的学生读了《<三家村札记>后记》后，在信中写到：“1966年批判您时，我还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当时，我喊的口号最响，贴大字报最多……，请原谅我们这些随着他人脚步踏过您的人吧。”我也有所感触，也同样跟着当时的中学生批判过《三家村》和《海瑞罢官》，但庆幸的是在红卫兵火烧学校图书馆时，我捡到一本1961年出版的《海瑞罢官》，而且一直珍藏着，经常翻一翻，读一读，涵养做人做官的清风与正气，以表达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追念与敬意。

廖沫沙晚年勤于著述，整理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三家村札记》《鹿与马》《纸上谈兵录》《廖沫沙杂文集》《余烬集》《廖沫沙近作选》《廖沫沙文集》，1990年12月27日逝世，享年84岁。逝世后，有关部门又为他整理出版了《廖沫沙八十年代作品集》、《瓮中杂俎》等。“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倾国动干戈;三家竖子成何物,高唱南无阿弥陀。”廖沫沙的诗句，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天空，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我多次前往分宜芳山林场，在廖沫沙住过的房屋前徘徊，在一条条林间小道上沉思，在这片绿色的土地上寻觅一代文学大家的芳踪。我想，廖沫沙在这里度过生死攸关的三年，因为经过八年牢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倘若仍在牢里，是否能苦熬过来，或许会被活活折磨致死，是分宜芳山人民群众接纳和保护了他，无怪乎他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在廖沫沙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写下这篇短文，谨以表达深沉的追思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