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先驱的斗争成果启示我们，没有容忍，便没有自由。胡适在《容忍与自由》的前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有益于少年朋友。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年龄段都需要学点容忍的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微信公众号上写时评，风格犀利，难免担些风险。有朋友警告我，观点别说那么绝对，别人可能会钻空子。我只回复八个字：我写我心，不服来战。对这善意的提醒，我在感激之余，更多的是感慨。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倾向于说模棱两可的话？黑白之间那个灰，几乎成为人们普遍的偏好。灰固然好，但我更欣赏非黑即白的干脆，因而，我选择黑或白，而且乐见他人自由反驳。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灰的态度才是容忍的态度，我却以为，灰更霸道，它既占黑，又占白，用“白”来扼杀别人的“黑”，用“黑”来扼杀别人的“白”，最后强迫很多人选灰。非黑即白则不然，它让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并立，难道不是更加容忍的态度吗？

我们用容忍的态度接纳异己的看法，是为了获得更广义的自由。我们自由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要归功于社会对我们的容忍。这也是一切讨论的意义所在。我们办报纸，至今还保持着一项优良的传统——评报会。无论是记者写稿，还是编辑改稿，无不带着鲜明的个人痕迹。一种表达有无差错，有无歧义，绝非一人所能定论。我们评报，与其说是评，不如说是批，评报不分领导和下属，同人互批。批得对，大家共同引以为戒，批得不对，大家来驳斥驳斥。如果我们的批评不被容忍，我们还能享受这种驳斥彼此的自由吗？所有人同堂而坐，把评报当成纯洁的专业性探讨，就某一个问题争锋相对，对我们办报纸是大有裨益的。

近来，翻阅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这种感受更加鲜明。胡适提到他年少时曾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后来，胡适热心地给《西游记》作了两万字的考证，他发觉年少的不容忍十分可笑。胡适常感激他在宣扬自己的无神论观点时没有人用石头掷他，把他关在监狱里，或者用火烧死他。因为感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信神，居然能有这种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胡适要求自己“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因而，在论述《自由主义》时，胡适指出，容忍是自由的根源，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相互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是摧残自由。理解这一点还不算难，难的是时时提醒自己。

胡适认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我们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强势多半来自这种“我不会错”的潜意识。愈是强势的人，愈发感到容忍之困难。学生时代，我反感任何化妆的人。自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武断地与那些爱打扮的学生划清界限，以为必是不用心学习的。而现在，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善化妆的人。即便走出校园好几年，我也有些社会阅历了，我仍然无法事事保持容忍的态度。没有做新媒体时，我在无数个场合，不容置疑地痛斥标题党，恨不能封杀所有低俗的吸粉行为。直到我自己轮岗做新媒体，真正接触新媒体推广时，我忽而发现，我是多么狭隘。现在，我依然不喜标题党，但我绝不会叫嚣“标题党滚蛋”这样的厥词了。当10岁的外甥女告诉我，学校某老师奉行小孩不打不成器的教育观时，我怒火中烧，几乎就要拍案而起，这简直是混账嘛。可外甥女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打学生”时，我可以说出一大串理由，却无法推翻那些棍棒式成才的实例。看看，容忍在任何时候都非易事。

胡适在对容忍与自由、自由主义做透彻论述之后，专门有一节讲到“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新思潮运动的根本意义是评判的态度。所谓评判的态度，一是研究问题，二是输入学理。一位女性朋友向我诉说，她的家人总在为小孩能不能用纸尿裤、能不能吃零食、要不要上贵族幼儿园这样的事情争执不休。她感到很痛苦的是每个人都很强势，不给其他人辩驳的机会。实际上，纸尿裤问题、零食问题、贵族幼儿园问题，是在我们这一代才彰显出来的。一方面，旧有的育儿观念需要重新评估，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许多良莠不齐的观念得以外来输入。这不是一种育儿新思潮吗？对此，我们从胡适论述新思潮的意义中学到评判的态度。他所指的评判态度是说研究问题没有天经地义。如果两代人都承认孩子的纸尿裤问题、零食问题、贵族幼儿园问题是一种新思潮，我们很容易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研究问题，客观地评判纸尿裤、零食、贵族幼儿园的优劣势，而不是将这种育儿新思潮演变成家庭话语权的较量。

启蒙思想家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大不相同，卢梭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国历史上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与摒弃亦有几次反转。思想先驱的斗争成果启示我们，没有容忍，哪来的自由？胡适在《容忍与自由》的前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有益于少年朋友。在我看来，哪一个年龄段不需要学点容忍的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