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的一本明史专著，是学习明史的必读书目。毛主席曾说，《明史》看了最生气。事实的确如此，明朝有作为的帝王不多，一些英雄人物的结局都很悲壮。比如，建国之初一大批文武功臣被清洗、一代名臣方孝孺被诛灭十族、守卫北京的民族英雄于谦被英宗杀害、锐意改革的中流砥柱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抄家，最终勤政为国的崇祯皇帝自尽亡国。

为什么明朝有那么多一心为国的忠臣名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亡国的命运？《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作者以公元1587年为时间线索，采用讲故事的写法，一一展现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分别对应统治者、改革家、文官精英、武将精英、哲学家代表，把我们带入整个明朝历史。以此论证，在封建制度以道德体系而非法律来治理国家的统治下，王朝的衰败是必然的，无论精英们如何去改良、变革，都不能改变衰落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封建王朝皇权至高无上，但明朝不太一样，皇帝多数时间扮演的是一种精神角色，用书中的原话来讲，就是“活着的祖宗”。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体制。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把权力分配到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到了成祖朱棣时期，形成了类似于现在秘书机构的内阁。到了万历年间，内阁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朝政运转中枢，任何政令都必须经过内阁复议以后才由皇帝盖印颁布全国，有时内阁还可以驳回皇帝诏命。万历皇帝年幼继位，张居正凭借皇帝老师和内阁首辅身份，联合掌印大太监冯保，加上太后支持，组成“铁三角”掌控朝局。客观上讲，当时明朝已经江河日下，正是由于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推行整顿吏治“考成法”、统一苛捐杂税实行“一条鞭法”、丈量全国土地、发展商品经济、加强边防与边境贸易，才迎来了“万历中兴”，延续了明朝70多年的统治。

有人或许会说，明朝这种政治体制在封建社会还算先进，起码有内阁参政，不是皇帝一人专政；这种体制下的改革也富有成效。张居正的改革推行了整整10年，解决了朝廷财政危机，肃清了“南倭北虏”边患，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利处十分有限。个人的雄才大略只能制造一个相对清明但无法长久维持的局面，封建王朝靠道德礼法约束的“人治”制度没有实质性改变。书中写道，张居正死于万历10年，死后改革举措全部作废，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世间再无张居正。万历皇帝以为可以摆脱阴影，一开始也想励精图治，但后来发现有些事情自己无法掌控，他逐渐明白自己不过是王朝运转机器里的一个零部件，只是按着宫廷礼仪、道德束缚做着“规定动作”，便从积极主动转向消极被动。到了万历15年，开始以各种理由为借口，连续28年不上朝。也正是以这一年为节点，明朝开始急剧走下坡路，不管后代皇帝如何努力，再也挽救不了王朝灭亡的命运。

在一套先天不足的畸形制度下，败局早就注定。治世能臣张居正，任首辅期间父亲去世，他必须丁忧27个月，虽然万历皇帝准他“夺情”，但这也触碰了封建道德底线，成为后来被清算的口实。道德模范海瑞，严格遵守着封建制度规定，让他无懈可击连皇帝也敢骂，但这也让他孤立无援，嘉靖时期罢官入狱，隆庆时期备受排挤，万历时期郁郁而终。这既是海瑞个人的悲哀，更是制度的悲哀。制度制定者要求大家遵守这套规则，但真正遵守的人却被当作另类。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另类。抗倭名将戚继光，只能在有限环境里施展拳脚，哪怕他明知有更加有利的措施，如果政治环境不允许，也断然不会考虑，毕竟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最后戚继光也不得不贪污受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恐怕抗倭大业也无法完成。这就是坏制度让好人做坏事。

《万历十五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时代必要性和必然性，制度的缺失、人治的集权必然导致灭亡。我认为，现在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规范和加强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党建领域等系列制度建设，出台一系列法律、准则、条例和规定，正是基于这个时代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考虑。对我们来讲也寓意非常。我们在推进改革发展进程中，必须强化制度观念意识、制度建设意识、制度办事意识、制度管党治党意识，推动制度建设与时俱进，实现以制度促进各项工作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