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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瑛（1903—1973），湖北咸宁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参加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营救下获释出狱，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9月，出狱后的钱瑛（中）与狱友夏之栩（左）、张越霞（右）合影。（童小鹏
摄）
大革命时期，湖北曾是全国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1927年4月，全省党员1.3万名，约占全国党员的四分之一。然而，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0年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武汉地区仅剩30余名党员。
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钱瑛和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在扩大和巩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同时，组织大批干部分赴广大农村，考察和改造原有的党组织，整理和重建鄂西、鄂中、鄂南、鄂北的党组织。钱瑛还直接介绍一批进步青年入党。
马识途（1915—），原名马千木，重庆忠县人，少年时负笈出峡，追寻立身救国之道，一二·九运动后卷入抗日救国大潮，1936年9月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马千木与女友刘惠馨等同学逃离南京，来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
经过董必武介绍，马千木和刘惠馨从武汉来到黄安七里坪，参加由方毅主持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游击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结业前，钱瑛专门赶来了解学员情况。在深山的一个破祠堂里，方毅陪同钱瑛与学员见面，介绍钱瑛是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曾赴苏联留学，并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第一次见面，钱瑛身穿蓝布旗袍，脚蹬布底鞋，双目炯炯有神，给马千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在学员们的热烈欢迎下，钱瑛用俄文唱起了《国际歌》。在庄严的旋律中，马千木更加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游击干部培训班结业后，马千木和刘惠馨由方毅介绍参加汤池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训练班负责人陶铸一见面就告诉马千木：“我刚接到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来信，要调你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等找到去武汉的便车，你就搭车走。”马千木只能与刘惠馨依依惜别。
1938年3月的一天傍晚，在位于汉口富源里的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马千木再一次见到钱瑛，并递交了陶铸写的介绍信。钱瑛看了介绍信后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马千木。以后不要叫我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一切明天再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不过是打地铺哟！”
第二天上午，钱瑛来到办公室，告诉马千木说：“我到七里坪时，方毅就说过你的情况，现在可以给你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不过你要先填一张表。”
马千木郑重地接过一份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认真仔细地填好后，在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钱瑛看后不解地问道：“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马识途回答道：“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钱瑛点点头，说：“你在南京就已经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经受过考察，候补期可以免去，这一栏就不填了。”说着，她在介绍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上级批准人一栏签上“组织部部长钱瑛”。
入党宣誓仪式简单而神圣，只有钱瑛和马识途两人。钱瑛从自己带来的一本马克思著作里翻出一张马克思的照片，又从另一本书里找出中国共产党党旗图案，把两本书立在桌子上，将入党誓词交给马识途。
在钱瑛的带领下，23岁的马识途庄严地举起自己的右拳，一字一句地宣誓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完毕，钱瑛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马识途不禁热血沸腾，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钱瑛告诉马识途：“现在你是正式党员了，而且把你当作干部来使用，你马上就要担负工作任务。可能你不知道，湖北省的党组织在抗战以前的白色恐怖中几乎被破坏光了，只有极少数幸存的党员还在进行个别活动……把你调回到武汉来，就是要你在武汉做工人工作，工人工作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马识途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现在交给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你在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党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驾驶技术要十分精良，因为是准备调去给周恩来副主席开小车的。国民党给周恩来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必须换一个可靠的党员司机。”钱瑛强调说，“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你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我马上把你的党员关系转到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那里去，他是一个上海的老工人，也坐过牢，做工人工作很有经验，以后就由他和你联系。”
马识途没有辜负钱瑛的信任，在被安排到武汉司机工会当文书后，很快物色到一个名叫祝华的年轻司机。通过认真的考察，祝华被批准入党，并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小车司机。马识途初出茅庐，顺利完成了钱瑛交给的第一项任务，心中颇有几分得意，但没想到很快就受到了两次严厉的批评。
1938年2月18日，日本空军第一次轰炸武汉。中国战机升空迎敌，经过12分钟的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2架。马识途在江汉关附近的一栋楼顶上目睹了这场空战，心情非常激动，马上写了一篇报道送到《新华日报》，第二天全文刊登出来。钱瑛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即把马识途叫去，严肃地批评道：“你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的，因此在报纸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是不适宜的，要发表也必须是化名，而且不能与《新华日报》的同志有任何来往。”马识途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
为了做好工人工作，马识途与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下属的卷烟厂和彩印厂的一些工人建立了联系，在工厂附近办了一所夜校，在教工人识字和算术的同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渐渐地工人们都把马识途当成朋友，愿意和他说说心里话。一天上完课，工人中的骨干留下来，和马识途谈起洋老板借抗战之名增加劳动强度，以及“拿摩温”（工头）对女工们的侮辱，提出罢工的想法。马识途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答复说让他想一想。谁知道第二天一早，工人就开始罢工，这下子事情闹大了。王致中匆匆跑来找到马识途，说洋老板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说工人罢工是夜校老师煽动起来的，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提出质问，长江局调查后才知道是马识途干的。王致中生气地说：“你闯大祸了。”
王致中把忐忑不安的马识途带到钱瑛那里，钱瑛非常严厉地批评道：“你怎么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国民党说你们共产党答应不再罢工，怎么又在武汉搞起罢工，而且还罢到外国人头上去。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在这个问题上你可是犯大错误了！”事已至此，所有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马识途一心想补救，表示马上回去叫工人停止罢工。钱瑛冷静地分析说：“工人刚发动起来，不能泼冷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工人一定会认为你是工贼。你应该对他们的罢工表示肯定，然后对他们说现在厂方提出先复工、再谈判，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同意先复工，然后派代表和厂方谈判。工人做的都是计件工，罢工一天就少拿一天的工资，所以工人多半会同意先复工，只要复工了国民党和外国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根据钱瑛的指示，马识途先动员工人复工，然后根据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帮助他们写请愿书，和工人代表一起到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仲裁，同时把这件事登在《大众报》上。社会局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出面调解，最后厂方被迫同意按照物价指数适当提高工人工资。此事就此了结，马识途也从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二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采取消极抗日的政策，另一方面加紧对国统区进步力量的限制与打击。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积极推动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国内团结抗日、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发生逆转。
根据形势的变化，5月26日，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党的工作提出“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国统区内各地的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
10月，中共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在湖北省松滋县邓家铺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决定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全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重新调整了全区组织结构。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马识途参加了会议。
会后，钱瑛找马识途谈话，派他到恩施任中共施巴特委书记，王栋任组织部部长、何功楷任青年部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部长。刘惠馨？马识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数月前，他与刘惠馨在湖北省谷城县见面时，组织上已决定派刘惠馨到苏北打游击，怎么又回来了？钱瑛说：“小刘因到苏北途中受阻，所以返回鄂西，现在根据工作需要，调她到施巴特委工作。”马识途听后连呼：“太好了，太好了！”钱瑛笑着说：“还有更好的呢！区党委已经批准你和小刘结婚，并已派人通知小刘，等她结束在雾渡河的工作，就到恩施与你会合。”这真是喜从天降，马识途高兴得手舞足蹈。
钱瑛向马识途介绍了鄂西的情况，特别提醒说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抵达恩施后，把恩施所有的特务组织集中起来，重点是破坏鄂西的中共党组织，因此必须高度警惕，注意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
1940年2月，施巴特委针对鄂西学生自发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全面发动和组织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运动。许多学生党员在斗争中过于暴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和仇视。
4月，已经调到南方局工作的钱瑛返回鄂西检查指导工作。在听取马识途关于前段工作及学潮情况的汇报后，她指出：特委在“反迫害、反饥饿”斗争中不注意斗争方法，暴露了党的力量，应该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根据钱瑛的指示，马识途迅速将一批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骨干以转学等方式向外地转移，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6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进入四川的门户，形势更加严峻。新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何功伟、施巴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先后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7月10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瑛在刘惠馨的陪同下，再一次跋山涉水来到恩施。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嘴13号。
钱瑛到达恩施后，暂住在马识途和刘惠馨的家——五峰山脚下清江边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当得知除了特委领导和交通站站长外，没有一个党员知道这个住处后，钱瑛决定在这里召开施巴特委会议。会上，钱瑛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指出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把注意力转到反共上来，不仅在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而且在大后方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种形势下，施巴特委要尽快转变作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最后，钱瑛传达了南方局的决定，宣布撤销湘鄂西区党委，在施巴特委的基础上组成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
施巴特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晚上，钱瑛和刘惠馨挤在一张床上，蚊子、臭虫咬得她俩根本无法入睡，马识途夫妇心中深感不安。钱瑛笑着对他们说：“这总比过去坐牢舒服多了。”利用这个机会，钱瑛对马识途夫妇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介绍黄励、何宝珍等革命烈士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钱瑛的话在马识途、刘惠馨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钱瑛像大姐一样关心干部。当她得知何功伟的妻子许云身怀六甲后，决定把许云调到南方局做机要工作。这时刘惠馨也有6个月的身孕，她告诉钱瑛等孩子出生后，打算将孩子送到马识途的老家四川忠县去抚养。考虑到何功伟、许云夫妇的实际情况，钱瑛建议许云在分娩后也把孩子送到马识途老家去抚养，马识途一口答应下来。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陈诚也在鄂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鄂西特委交通员向仲亚和秘书郑新民相继被捕叛变。1月20日，何功伟和刘惠馨母女被捕。与此同时，恩施4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被捕。
此时，马识途正在路南几个县检查工作，他本来与刘惠馨约好等孩子出生后在利川县会合，一起将孩子送回忠县老家，没想到等来却是这样的噩耗。马识途抑制住内心的悲痛，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迅速采取措施，派人分头通知特委下属各县领导人立即撤退或转移。
最令马识途焦急的是许云在儿子出生后，正在重庆返回鄂西的途中，必须尽快把她从途中拦住。马识途两天赶了150多公里山路，一直到万县南岸的陈家坝，都没有见到许云的踪迹。他又火急火燎地赶到忠县县城，打电话回家才知道许云母子还在他家里，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1941年3月，钱瑛给博古、董必武、凯丰写信汇报鄂西工作情况。
马识途处理完这些事情后，从鄂西赶到重庆红岩向钱瑛汇报。一进门，他刚叫了一声“大姐”，钱瑛就用手势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用悲伤的眼神看着他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看着钱瑛那痛苦的眼神，马识途真想在她面前大哭一场，但是他强忍住了，因为他知道钱瑛的爱人谭寿林10年前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不忍心再去刺激她。钱瑛宽慰他说：“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第二天，钱瑛与马识途分析、研究鄂西特委遭受破坏的教训和善后处理意见。当马识途说准备汇报后马上返回鄂西时，钱瑛立即说：“你以为牺牲得还不够吗？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精神，不仅你们特委的人要转移，下面的骨干也要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埋伏起来，没有暴露的基层组织可以当作种子埋在那里，将来时机成熟了，自然会发芽展枝、开花结果的。”马识途说：“那我们总要回去安排一下才出来嘛。”钱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另外派人去安排，你们不要回去了。”
临别之际，钱瑛神色凝重地告诉马识途：“老实告诉你吧，何功伟和小刘是出不来了，这个思想准备你有没有？”马识途顿时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等马识途平静下来后，钱瑛特别提醒他：“许云和她的儿子现在还在你家，你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母子的安全。”马识途重重地点点头。很快，马识途将许云和母子转移到川西边界乡下。钱瑛仍然感到不安全，写信通知马识途叫许云带着儿子先到重庆，然后转移到延安。
何功伟、刘惠馨被捕后，以钱瑛等人为榜样，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宁死不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11月17日，26岁的何功伟和27岁的刘惠馨被押到恩施小渡船办事处方家坝刑场。临刑前，刘惠馨紧紧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特务凶狠地抢过孩子，刘惠馨愤怒地吼道：“你们要把我的女儿怎么办？”特务狂言：“共产党员还要孩子？”枪声响了，党的优秀儿女何功伟、刘惠馨倒在血泊之中。马识途与刘惠馨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何功伟、刘惠馨的英雄事迹。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殉难者》社论，中共中央青委赠送挽联：“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根据钱瑛的指示，马识途转移到昆明，化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他的名字很快消失在特务的视线之中。随后，马识途担任西南联大第二支部负责人，参与领导西南联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钱瑛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反共逆流中把西南各省地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隐蔽起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耐心等待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1943年，南方局部分领导人与林彪合影。前排左起：孔原（左二）、钱瑛（左三）、邓颖超（左五）、董必武（右三）、吴克坚（右二）、林彪（右一）。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调整和健全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钱瑛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重庆局、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部长，是周恩来领导蒋管区隐蔽斗争的主要助手。1945年7月，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分配到滇南工委工作。1946年7月，南京局安排他回到四川，担任成都工委副书记。
1946年，钱瑛摄于南京。
1946年11月，在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瑛秘密转移到上海，继续领导蒋管区的隐蔽斗争。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方案》的电报中明确：“上海另设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钱瑛原管之组织，除西南（川、康、滇、黔）由重庆分局直辖外，余均划入上海分局，仍由钱瑛直接或间接管理之。”
一个多月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密令全国各地军、警、宪、特机关，限定于2月28日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中共公开机关人员集中送回延安。3月7日至9日，重庆分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共计380多人，先后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西南各省党组织一度与上级领导机关失去联系，只能分散独立地开展工作。钱瑛在上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设法与川、康、滇、黔4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中共中央决定这4个省的地下党组织仍由钱瑛领导。
钱瑛通知西南各省地下党负责人秘密到上海接头。8月，成都工委书记蒲华辅来到上海，钱瑛向蒲华辅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并传达上海局的决定：在四川和西康两省分川康、川东两片建立党的省一级领导机关，分别成立中共川康特委和中共川东工委。蒲华辅返回成都后，召开会议传达钱瑛的指示，成都工委改组为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王宇光、华健任委员，领导川康、川西、川南以及川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
川康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兵斗争，破坏敌人的兵源和粮源基地，配合解放战争，发动小型武装起义。为此，川康特委重点领导了仁寿县籍田铺、大邑县安仁镇、川南荣县和西昌冕宁县的4次农村武装暴动。但由于敌强我弱、准备仓促等原因，这几次武装暴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当地党组织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48年初，经周恩来批准，钱瑛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领导蒋管区的隐蔽斗争。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利，为了维护其危在旦夕的统治，在蒋管区不断加强法西斯专政。中共中央要求蒋管区的地下党组织，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此，钱瑛通知西南各省和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到香港汇报工作。
1948年6月，马识途代表川康特委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马识途自从隐蔽到昆明，一晃已有7年未与钱瑛见面，一想到即将与敬爱的钱大姐见面心情十分激动。他从成都坐汽车到重庆，再从重庆乘飞机直飞香港，住进联络员倪子明的香港三联书店。
1948年，马识途摄于成都。
第二天，地下交通员把马识途带到指定地点。这里的管家陈大哥给马识途约法三章：不准找人，不准发信，不准上街，不准写文字材料，不准打听与自己不相干的事，不准大声说话，甚至不准总往窗户外面看，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翌日上午，钱瑛来到指定地点与马识途见面。马识途重点汇报了川康特委组织的4次农村武装暴动。钱瑛听完汇报后指出：川康特委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大后方发动农村武装斗争的指示是对的。但是武装斗争是最高形式的斗争，弄不好会造成重大损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严肃对待，慎重准备，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突然行动，并且在不战则已、战则有相当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动手。钱瑛逐个分析了几次暴动存在的问题，对川康特委提出严肃批评。看到马识途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钱瑛宽慰他说：“今天不谈了，你们在很危险和很紧张的环境里工作，现在到了香港就放开好好休息几天，同时我还有一些重要文件要你仔细阅读，有的还要用心背下来，准备回去传达。”
两天后，钱瑛又一次找马识途谈话，在肯定川康特委的工作成绩后，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再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一次？”“是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进而更尖锐地指出：“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你们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一支队伍来，以便解放后论功行赏，排班坐交椅吧？”
听到这么尖锐的批评，马识途十分委屈地说：“我们哪里想争什么交椅？我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去掉脑袋的嘛！”钱瑛说：“你就是真掉了脑袋，还是这个道理，我还要批评你，甚至处分你！不好好改造世界观，没有不撞南墙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们没有权力去浪费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生命！”
在马识途离港的前一天，钱瑛又一次找他谈话，说：“这次你来香港20多天，不仅是对你进行整风，也是对川康特委的一次整风，希望提高你们的思想水平，能够平安地度过天亮前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钱瑛十分感慨地说：“我在白区工作几十年，坐过牢，多次看见错误路线下的失败，许多好同志牺牲了。我看到流血很多，眼泪很多，这样令人悲伤的事，你在鄂西也亲身经历了，何功伟和你的小刘惨烈地牺牲了。我不想再看到川东的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大破坏，导致许多同志被捕的事情重演。国民党特务和我们斗争了几十年，他们有政权，有枪杆子，还有穷凶极恶的特务和监狱，很会搞阴谋诡计，你们可要警惕呀！我们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斗争靠什么？只有靠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靠拥护我们的群众，靠众多坚强的党员，还靠有勇有谋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有必死的决心当然好，但是还要有智慧、谋略和斗争艺术。”一番话让马识途醍醐灌顶。
钱瑛还关心地说：“小刘牺牲已经7年，你也30出头了，应该找一个新的革命伴侣。”马识途赶紧汇报了恋人王放的情况，钱瑛听后说：“王放明知办地下报纸有杀头的危险，却毅然承担起来，她还有明确的是非观，说明她的党性不错。你们两个情投意合，我现在就批准你们两个结婚。我们这里正要举办一个党员训练班，你把她调到香港来学习，让我看一下。”
第二天，钱瑛又一次来到马识途的住处，拿出一对金戒指笑着说：“这是我给你和小王结婚的礼物，你们保存好，紧急时也可以换成钱用。”
1950年10月，马识途（右一）、王放（右二）与亲属在成都合影。
临别时，马识途看见钱瑛在风中飘动的花白头发，心里陡然升起一种难言的感情，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大姐，你可以相信我！”说完便转身离开，走出很远转过头来，看见钱瑛还在向他挥手，马识途忍不住流下眼泪。
1949年1月14日，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当天在酷刑下叛变，供出川康特委领导成员及部分组织和党员关系，包括一些上层统战关系。国民党特务疯狂进行大搜捕，马识途和川康特委领导的地下党危在旦夕。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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