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来，新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经历了从计划管制到试点改革、从扩大开放到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发展阶段。展望未来，只有拥抱世界的人，才能拥抱更多的发展机遇，才能成就更多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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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与“进口替代”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关、国营外贸体系随即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外贸与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贸长期入超以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权由外商垄断的屈辱历史。

当时，百业待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接触、不通商”的遏制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管制中国在美的一切公私财产，英国政府随后无理征用了在香港修理的中国所属永灏轮，等等。

从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定下了面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基调。同时，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外汇管制，“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有偿贷款。同时，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建设了“156项工程项目”（实际上不止156项）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个重要企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度超过70%。

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贸易受阻，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于1962年跌至谷底。这倒逼中国进一步打开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1965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比上升到52.8%。同时，中国对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如日本政府开始以分期收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化肥、合成纤维等成套机械设备。

在“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原则指导下，当时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军事装备、工业设备为主，无益于生产建设或国内可以生产的用品禁止进口。这一战略通过建立国内产业体系、增加国内供给，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经贸随之快速发展。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易货贸易大部分改为现汇贸易，还开始了更大规模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进口项目”。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外贸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跃升至1978年的206.38亿美元。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进口替代”战略的弊端渐露，中国产品贸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50年的0.91%下降至1978年的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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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确立了包括引进政策在内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首先是经贸战略的调整。考虑到资金技术短缺但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进口替代”战略开始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实施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加工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对外开放格局的扩大。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为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随着各种经济特区的建设，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形成的“三来一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

“对内搞活”涉及外贸管理体制和外贸经营体制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是放松外贸经营权管制，包括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汇率双轨制、改革外汇留成办法。通过打破行业垄断、下放经营权，使政府部门与所属外贸企业脱钩，实现了外贸公司的转型升级。

在“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的良性互动下，外贸公司活力迅速释放，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进出口总量在15年间增长超过24倍。同时，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由1980年的49.6%提升至1992年的接近80%，出口结构发生明显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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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放与自由贸易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后，单纯的“出口导向”开始转向“有选择的出口导向”，强调出口向国内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变，以带动国内技术和产业水平提高。

党的十四大特别强调，要抓好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注重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机械电子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

1992年后，对外开放的区域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重点打造包括开发区、保税区、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特殊开放平台体系，并陆续设立14个保税区，开辟边境经济合作区；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创新性地设立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这些平台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

随着复关谈判的深入，中国开始参照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深化改革。1994年，国务院明确规定从贸易保护体制向贸易自由化体制转变，要求建立有法可依的对外贸易管理与促进体系。

自由贸易体制反对不必要的政府补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国企业不了解中国的补贴政策，不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真实原因，误以为补贴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致使中国蜂蜜、大蒜先后受到反倾销起诉等不公正待遇。由此，国家对农业领域的补贴逐渐转到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中，政府补贴政策及信息披露开始与国际接轨。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5097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上涨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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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承诺与“走出去”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经贸战略再次进行积极调整。

严格履行入世承诺。2018年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记载，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在2010年，中国降税承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2017年，中国海关关税实际税率仅为2.48%左右。在服务贸易领域，截至2007年，100个服务业分部门如金融、电信、建筑、会计、法律、旅游等已按承诺开放。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遵守承诺，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进一步落实国民待遇，取消超国民待遇和歧视性待遇。2007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接轨；2008年，执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公平税负。

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借助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中国得以不断降低对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进一步融入全球产品制造的生产链环节，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从成品出口转向零部件出口，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走出去”战略适时推出。2000年初，“走出去”战略首次上升到“关系中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高度；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进一步把“走出去”战略提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走出去”战略内容写入“十五”规划纲要。

2003年至2012年，中国企业实际对外投资规模从28.5亿美元增长至87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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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针对新时代对外贸易领域的新特征，党中央明确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战略新格局等重大战略部署。

自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对外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要里程碑。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在“一带一路”带动下，中国于2015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开始对外投资位居全球第二。

201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制度创新成果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地方。2020年，《海南自贸港建设方案》正式发布，进一步简并税制，进一步推动境外投资贸易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等。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的实质，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由依靠规模扩大向依靠质量提高的转变。由此，着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产业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这是对外贸易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所在。（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