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前，“两会”正在北京召开，那么，古代中国有“两会”吗？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上交“提案”的呢？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自称天子，但也明白“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两会”制度。“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集议”则由“三公”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古代“两会”代表是些什么人“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选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驻京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刘弗陵(汉昭帝)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来是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这些代表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和稀泥、只会鼓掌不行。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实在罕见。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古代经济思想文献——《盐铁论》。古代怎么开“两会”？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据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西汉中早期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至今这一儒家思想都在发酵。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好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如用“人大代表”来称呼这些谏官，魏征当是唐代最著名的一位，他的提议案最有名、被采纳的也最多。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或许当年就是看了魏征的“提案”后，才提炼出了这个影响整个共和国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最基本行为准则。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曰“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古代谏官中，“政协委员”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