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批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拍卖，引起大家关注。公车，《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上解释为“属于公家的车”。这个解释虽然不够全面和准确，但确实从起源上和用途上定义了“公车”一词。作为政府公用的车，至少在我国汉代就出现了。此后，公车使用制度日渐发展完备，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公车使用上也有严格的区别。围绕公车，发生过许许多多值得说道的故事。公车规制与官员级别挂钩轻车简从不一定受表扬，反而可能丢官古代把车叫舆，历代有《舆服志》，顾名思义，就是记录车驾制度和服饰制度的书。《舆服志》中，对公车的规制有详细的记载。总体来看，就是公车的规格和乘坐人的级别挂钩，一旦违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例如，汉景帝时，朝廷制定了详细的车辆（指马车）使用规定，其中要求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车辆，还要求商贾一律不得乘马车。如何通过乘坐的车来判断官员的级别？一是看驾车的马匹数量，二是看车幡的颜色。车幡，指车辆两侧用来遮挡尘土的帘子，官员按照级别，俸禄在600石以上的，可以将左幡漆成红色。俸禄在2000石以上，可以把两幡都漆成红色。因此，“朱幡”和“朱轮”，也就成了高官的代名词。按照规定，低级的官员不能乘坐高级的车子。同时，高级的官员也不能乘坐低级的车子，更不能在正式场合不按规定乘车。史料记载，有一次，汉宣帝祭祀汉惠帝，不巧这天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韦玄成等几位前来陪祀的列侯，就弃车骑马赶来了。事情传出去后，韦玄成等人被弹劾，削去了侯爵。韦玄成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去世前还叮嘱子孙千万不要在坐车这种事情上犯错误。汉哀帝时，豫州刺史鲍宣也因为没坐对车而被免职。按照汉代的规定，刺史应该乘坐四匹马驾驶的车，并且要配备车盖装饰。但鲍宣在巡视时，轻车简从，只用一匹马拉车，并且车上也没有规定的装饰。事发后，鲍宣因为违制被罢官。宋朝以后流行坐轿子规定武官不准坐轿子，禁令形同虚设东晋时期，国都位于江南，而南方的马又比较少，轿子开始流行，成为“公车”的重要形式。当时，上自天子、王公，下至官员、百姓，都可以乘马，但轿子却是给宰相、大臣等地位尊贵的人的特别恩赐。到了北宋时期，百官办公往往乘马，轿子是给重臣老病者的特供。宋室南渡后，百官普遍乘轿。此后历朝历代，轿子一直是“公车”的主要形式。不同等级的轿子，区别主要体现在轿夫的数量和轿子的颜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特供，文官比武官更有资格享受轿子。例如，明朝初年出台规定：三品以上的文官准许乘坐轿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只准骑马；勋戚、武官不管老少都不得乘轿；违制乘轿、擅用八抬大轿的，要受到严厉惩处。惩处有多严厉？一次，一位四品官员离开京城办案，偷偷坐了轿子。谁知恰被朱元璋派出的耳目逮到。朱元璋毫不含糊地把那位超标用“车”的官员处死。自此，满朝文武官员再也没有人敢超标用“车”了。不过，虽然明令禁止，但到了明中叶以后，律令松弛，百官不分大小纷纷坐上了轿子。甚至连举人、监生、秀才都坐起了轿子。清朝伊始，鉴于公车使用的混乱情况，政府另行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例如，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许坐轿。但在特殊情况下，即同时符合“一品”“文官”和“年老疾病不能乘马”三个条件，经过特许才能坐轿。再如，汉族文官可以乘轿子，三品以上京官可以坐四抬大轿，出京则可以坐八抬大轿；四品以下可坐二抬轿子，出京可以坐四抬轿子。虽然上有规定，但贪图轿子舒服、有面子，很多官员违反规定。乾隆的亲信福康安，身为武将，打仗督阵都要坐着轿子，还用了36名轿夫，轮岗抬轿。清朝官场浮夸，官员坐轿时私抬级别七品芝麻官也敢用“肃静”“回避”牌现在的戏曲和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官员坐着轿子出场时，前面会有侍从打伞打扇，还会有人鸣锣开路，并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其实，这种规格不是随便什么官员都能享受。清代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侍从有杏黄伞一把、青扇两把，旗枪六根，金黄棍两根。四品以下官员，只能坐蓝呢大轿，道府级别可用杏黄伞一把，青扇一把，以及“肃静”“回避”牌各两面。到了州县一级的官，出行时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不能打“肃静”“回避”牌。不过，在清朝晚期，这些规定形同虚设，地方知县出行，仪仗大多违制，好不威风。清代官员如能做到轻车简从，会获得好口碑。晚清重臣曾国藩在这方面就是很好的范例。曾国藩在升为正三品后，按规定轿子应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但他没有增加护轿人，也没有把蓝轿换成绿轿。不久后，曾国藩又升为二品，按官制，他的四抬大轿应该换成八抬大轿，但曾国藩还是没有增加抬轿人。曾国藩在任上的功绩人所共睹，但他也因蓝呢轿而遭到别人的恶意攻击和嘲笑。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的做法确实给当时的官场某种警示，当时京城三品以上大员出行，都要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