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俗称“痘疹”，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在古医书中，痘科与针灸、大方等科目并列，可见其普遍性。然而直到清初，医界对于痘疹也尚无有效举措，据《医学源流论》：“今天下之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于是往往只能采取“隔离”之法。清天聪八年（1634年），东北痘疫频发，当明将尚可喜率部来投时，却吃了皇太极的“闭门羹”，其原因便在于恐惧痘疫。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东北痘疫，太宗于十日至避痘所。”据学者考证，皇太极的“避痘所”位于沈阳故宫西北，称“御花园”，取“抵御天花”之意。皇太极谈“痘”色变，常因一点风吹草动就躲进“御花园”，错过不少国事。例如在崇德三年的元旦朝贺上，皇太极“只命已出痘之王、贝勒设宴”（引《沈阳状启》）；五年，科尔沁额驸携公主还国，正值痘疫，皇太极“令皇后、诸王等送至避痘所，设宴饯之”（引《清太宗实录》）；七年冬，盛京再次疫发，皇太极“以国中方避痘”唯由（引《清太宗实录》），取消了自己的万寿大典。古人在经验中发现，凡痘患痊愈者既能终身免疫，这类人便称为“熟身”，“熟身”会在脸上留有“痘瘢”，俗称“麻子”。而未患痘疹者被称“生身”，故“生身”极易感染，唯自求多福。皇太极派“已出痘”之人宴客，便是让在场外宾放心。在战场上，皇太极也会选择“吉日”出征。据《清史稿》，在天聪六年夏四月，皇太极“率大军西发，次辽河”征讨林丹汗，后来林丹汗也因痘疫暴毙；崇德元年五月，皇太极令“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师征明”；还有崇德七年夏四月，“多尔衮、豪格等奏克塔山。”从以上战役可知，清军往往会在夏、秋出兵，尽可能避开痘疫肆虐的冬季。此外，每攻克一处城池，皇太极也令“贝勒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上还都。”皇太极戎马一生，却因痘疫东躲西藏，难免有损威望，所以顺治就把父皇的“避痘所”改名成“长宁寺”，以绝后世非议，据《盛京景物辑要》：“御花园，国初建，顺治十三年改为长宁寺。”不过顺治本人对痘疫更是谨小慎微，《清世祖实录》便记载了他身边多位亲王贝勒的境遇，例如“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出痘薨”“英亲王阿济格两福晋俱出痘薨”以及“和硕敬谨亲王尼思哈薨，年十岁”等，可见疫情之严重。权贵已然如此，民间只有更坏，谈迁在《北游录》中写道：“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由于东北与关内气候有差，继而导致清兵大面积感染，起初还以为是接触汉人所致。《清史稿》亦载：“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这里的“移居出城”，便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就南苑内发出了一道敕谕，称：“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蒙、汉人有被冤控告者，此间皆严禁向朕跪告，违者斩。（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看来是要避开所有人。另据《清世宗实录》：“九年元旦，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以及“十三年元旦，上避痘南苑，免朝贺”等，都可看出顺治对于痘疫的恐惧。但若经常缺席朝贺，小则与友邦产生间隙，大则会导致外交危机。所以顺治就给各蒙古王公又发了敕谕，称：“慰谕科尔沁国和硕土谢图亲王等……朕自亲政以来，未得一见，岂朕忘尔等哉，盖因地广事烦，且痘症流行，尔等远来之日、朕复出巡幸，是以相见甚疏忽。”（引《清世祖实录》）可见他常年躲在南海子，以避痘疫。在《康熙起居注》中，有两段记载可以对比来看，先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各部院衙门章奏，俱命送内阁。”这说的是太子胤礽染痘，康熙就把政务抛到一旁，专心照顾儿子，侧面也证明康熙是个“熟身”，终身免疫。康熙十九年（1680年），“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疗治，获奏痊愈。”首次出现了“种痘”一词。据清代《痧痘集解》载：“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此处“宁国府”即安徽宣城，明属南直隶，傅为格能北上为太子种痘，也属偶然际遇。关于种痘，《医学源流论》载：“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其具体方法，大概是将痘患的痘痂磨成粉，然后用吹气或棉花送入小儿鼻孔，以获得抗体。总之，该法在康熙朝终于走进了故宫，对此康熙赞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联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引《庭训格言》）顺治时，太医院有大小方脉、伤寒、妇人、痘疹等十一科，痘疹科以研究病因为主，尚无有效措施。后来种痘技术成熟，痘疹科便并入了小方脉，即视为常见小儿疾病，也有专职的“痘医”，驾轻就熟。因此，康熙之后，史籍中就鲜有“至避痘所”“出痘薨”“免朝贺”等怪事的记载了。在民间，各地也先后成立了“种痘局”，严格收徒培训，为百姓种痘，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官方免疫机构。据《癸巳存稿》：“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此后，种痘术又陆续传入日本、中东、欧洲和非洲，直到1796年英国人詹纳发现了“牛痘”接种法，“人痘”才逐渐被替代。再回首，此时距隆庆已足足二百余年。（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