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会想很多办法，来监督官员的行为，御史监察制，就是一种官方的纠举、弹劾百官的制度。在唐朝，知而不报者要处以绞刑、流放两千里；在明朝，朱元璋规定民众可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各朝代的举报制度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而那些著名的举报案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经典案例之一：官告官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乌台”就是御史台，所以此案叫做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古时皇帝为了控制官员，鼓励一种互相的告密制度，让官员之间互相牵制、监督，人人自危。苏轼的案例本来是因主张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争论，结果衍化为派系倾轧，可以归入这种政敌之间的举报，未必全是官员存在不法行为，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采用的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经典案例之二：皇帝的耳目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其中，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宁织造府为皇帝搜集各种讯息，如果别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他就会在奏折中举报给康熙。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曾在专文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康熙推出了“奏折”体制，“奏折”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曹寅呈递给康熙的奏折，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递送往返的，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他们每个都是官员属下的注册人员。不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织造们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员上奏时的规程，直接递送信息给皇帝。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掌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举报给皇帝。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已经偏离了举报的范畴，更多可能是党同伐异，对于贪官污吏的监督、举报来说，没什么意义。经典案例之三：民告官古时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则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时候，一般不会走告官这条路。但是清代有一个例子很特别，主角是著名的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弟兄三人，史学家顾炎武的外甥。三人因“一门三进士”红极一时。当时，朝廷接到百姓的举报，说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仆在江南一带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档案留存了下来，记载了百姓所有的“举报信”。面对民众的强烈举报，康熙受理了此案，将徐氏兄弟叫来训斥一通，责成他们管好家人，注意社会影响。但此案最终也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斗争，皇帝的态度在两派之间游移，有时护这派，有时护那派，随着朝廷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民告官，如果有理有据，且得到官方的及时处理，对于防治腐败，推行廉政，化解矛盾，稳定政权，会起到积极作用；如果官方视而不见，官官相护，民怨难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助长私力救济，引发群体事件。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唐朝：知而不报会获刑，匿名举报挨50大板在唐律里，不举报是犯罪的。如果知道一个人谋反且有辱皇家威严，犯下大逆不道罪责时，却不去举报，那么不告发的人将被处以绞刑；知道一个人有谋反罪责却不举报时，将被流放两千里。此外，如果知道有人盗窃、杀人，或者知道邻居有人犯罪了，主管官知道下属犯罪了，都要去举报，否则都会处以各种刑法。但是，也别以为在唐代，举报制度就如此严明，在唐代有些人你是不能报的，即便有理，你报了也要获刑。唐代有“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就是说亲属之间，除了谋反等严重犯罪，你是要替他隐瞒，不能举报的。唐律规定卑幼者告尊长，即便你说的都是事实，被告视同自首，而告者有罪。至于告祖父母、父母，以及奴才告主子的都要处以绞刑。还有那些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以及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基本也都没有举报的权利了。在押囚犯一般也不许举报别人，除了监狱官吏虐待囚徒，或者知道他人有谋反等严重犯罪。“唐朝举报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诬告反坐，就是依照所诬他人罪的性质与轻重，反坐诬告者罪。”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仁善说道。除了禁止诬告外，唐朝还严禁投匿名信举报，违者打50大板，或者流放两千里。替人写诉状添油加醋，与事实不符的，也要打50大板。另外，唐律还禁止越级诉讼，特殊情况下允许直诉。按照规定必须自下而上，由县到州，再到中央举报。对于越级上诉，以及官府受理者，各打40大板。但对于“谋反逆叛”等严重犯罪，不受此限。对于案情较重，又有冤屈不能申诉者，可以不按流程，径直向中央有关部分甚至皇帝告状。因此唐律规定三种直诉的形式有：邀车架、上表陈情、击打登闻鼓。“但是，邀车架可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因为冲突皇帝仪仗也是要治重罪的，除非那些冤屈特别重的人，已经豁出去了，一般人还是不敢通过拦皇帝的轿来告御状的。”张仁善告诉记者。而且唐朝为了避免诬告案件的发生，还推行一种特殊的慎告制度——“三审”，即司法机关要求告发人经过三次慎重的考虑，然后才受理。司法官在接受告发之初，都向告发者交代清楚诬告反坐的责任，令其回家考虑，如此三次，如果还是坚决要告发的，这才受理。明朝：民众可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举报要选有3、6、9的日子明朝，朱元璋认为元末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在政治上过于宽纵、姑息，造成政权衰亡、天下大乱，所以，他对举报十分重视，他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利。据史籍记载，有常熟县陈寿六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就对他们进行了封赏，还免除了他们3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当地官员，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一律族诛。当然，明朝的举报制度也十分严格。明朝时，对诬告的处罚比唐宋两代还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还要加等处罚。不过，明朝不提倡民间举报，采用了不少“息讼”制度，像诬告连坐还加等处罚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此外还推行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请本地里甲、乡老人调节，如果调解不成，才可向官府起诉。不仅如此，为了少举报，明朝还限制起诉时间。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规定民事案件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起诉，一般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明朝举报还要经过严格的逐级复审。从基层开始，在搞清事实、拟定应给予的处罚后，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案件须一级级复审，直到有权作出终审判决的机关为止。在审理案件中，州县只能自行审结杖一百以下的案件。明律中还进一步明确地域管辖和身份管辖。如同一案件被告在几个地方时，由其中罪名最重的被告所在地的官府管辖；同一罪名的被告分散在几处，由被告人数最多的地方的官府管辖；若罪名相同、各地被告人数相同，则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官府管辖。清朝：一年只有几十天可以举报清朝对举报限制更严了，不仅在时间上限制，在诉讼形式上也有许多限制。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举报的时间更短，凡是农忙季节，一般都禁止诉讼，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为“农忙止讼”期，除谋反、大逆、盗贼、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诉讼。在其余八个月中，也尽量限制起诉。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规定“词讼日”或“放告日”，清初多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后期多为每月逢三、逢八日，实际上，一年可举报的日子也不过几十天。此外在诉讼形式上也有各种限制。起诉程序繁琐，清朝规定起诉必须是书面形式，诉状必须由官府制定的“代书”书写，并要盖上官府发给的印戳才有效。对诉状的格式、字数也有严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准状。除了妇女、老幼病残，原告必须亲自到衙门起诉。严格限制讼师参与诉讼。“举报既是法律赋予百姓的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但在历史上有些牵扯到名人的举报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力量。”张仁善说。（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