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微胖，目光如炯，一生热爱文字，无欲无求。在崇阳县铜钟乡，只要有人提起汪启光，人们都说他是“笔杆子”、“活字典”。因为他此前多次借调乡政府办公室撰写信息材料、新闻报道，常有文章见诸报端。去年3月由于工作的需要，作为乡教育站辅导员的汪启光被再次借调到铜钟乡地名普查办公室。铜钟乡是一个山区乡，辖8个行政村，75个村民小组，版土面积80余平方公里，就他一个地名普查员，且在四个月内要全面完成普查任务，年龄50开外的汪启光风雨兼程，挑灯夜战，走上了与时间赛跑、与地名结伴的新征程。要搞好地名普查，第一要紧的是熟悉普查业务，汪启光拜地名专家为师，在史书中徜徉，在地名模本中探索门道，不到半个月的功夫，他很快进入了角色。一路辛苦，一路奔波。他所到之处，人们都记着他说的一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看的尽量先去看看。”走村串户留脚印业内人士都知道，做好地名普查工作，闭门造车是难以奏效的。汪启光也深谙其理，他驾着车几乎跑遍了全乡每一个居民点。一次，他与独石村支书约定去普查，结果下起了瓢泼大雨，当老汪走10多里的弯路如期赶到时，村支书吴时雨惊讶地说：“老汪，怕你改日，想不到你如期来普查，真是一名热心人呀！”在农村普查，为弄清居民点的来历，查看家谱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可管理家谱者一时难以相遇，他们或走亲串友在外，或在田间地头劳作，或外出务工挣钱。汪启光为弄清居民点来历，去铜钟村一个刘氏居民点找人查家谱，他前后共去了六次，像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对外出务工的管谱人，他总是多途径多渠道找到他的亲朋戚友，再通过电话联系，正因为汪启光的精心、细心、热心，他普查的居民点家谱查谱率达到了100％。汪启光出门普查除带笔记本外，一定要带上卷尺，对名桥名洞、名石等都要量一量，以便叙述更准确，更有说服力。一次他去量“张果老石座”，一失足从石上跌落下来，一连疼痛了十多天才痊愈。村头巷尾辩真伪走村串户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普查资料，是保证普查质量的重要前提，但他并不满足。对于有争议性的地名来历，汪启光从来不敢轻易下结论，发现古书上地名的蛛丝马迹他便归根溯源。一次，他到清水村地名普查，对于“大盆屋”一说，他先找了六、七个年长者，听来历，讲传闻，大家都众口一词：相传此地从前居民招待客人常用大盆大钵盛菜，言其热情好客，故以大盆屋相称。汪启光仍对此将信将疑，后找来《谭氏家谱》印证，原来此屋是以先祖名字命名。《谭氏家谱》上载有：19世大鹏公字高志的传记字样。一个传承了数百年的来历终于真相大白。马桥村有个“七凤屋”，对这个来历，汪启光好揪心，怎么以一个女人的名字命名，在男尊女卑的年代，不是一个功名显赫的女人，是难以享受这种政治待遇的。可找年长者讲述，却无这样一位女人，要查个水落石出，《汪氏家谱》却在千里之外，几经联系，终于有了着落，好在管家谱的是个读书人，他查出了原由，创业祖宗名钟泰公，字屹峰，于清朝乾隆七年前后迁入，此地逐渐形成居民点，此为谐音以讹传讹之故。这样的事，何止一件、两件？汪启光从不轻易放过，普查期间，正值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有时，他找人坐久了，索性起起身揉揉背，对陪聊人赔个不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硬是给全乡有争议的地名“正本清源”。伏案熬夜写青史白天，汪启光在外搜索到了不少地名信息，尽管有点记录，纸写笔载，如果不趁热打铁整理成文，就有遗忘的可能。汪启光为此加班加点，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村与村之间，居民点与居民点之间，纪念地与纪念地、陆地山系与水系之间，他都要找出细微差别，表词达意方面也切忌“千人一面”。他常说：“要给后人留一份满意的答案，即使是艺术加工，也不能随心所欲杜撰，要经得起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廖姓文清公，洪武举人，任过四川成都府衙门大使，赋闲后，游山玩水，步东晋陶公之后尘，欲觅一处“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的清净地隐归官场，多次迁徙，后迁佛岭某地，并自命居住地为南山下，世人皆笑其居一角之地，即角上，后人则雅化谐音为阁上。“阁上”的地名来历，看似有斧凿之痕，但丝毫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与家谱上的叙述非常契合。地名来历，也是一种历史，对地名来源无人知晓的，汪启光也绞尽脑汁。有一座“望佛桥”，走访近20位当地人，皆不明来历真相，他灵机一动，前方远处有佛岭寺，是不是老弱病残不能前去朝拜，这些人便站立桥上，眼望佛寺、焚香烧纸祈祷。这个来历在心中萌生后，第二天他去找当地人讲述，在场人无不点头称是。地名的来历要尊重历史，更要注重传递正能量，让后人为自己的吉祥寓意深邃的地名而自豪，备受鼓舞；对那些不吉利，世态炎凉，传播封资修的地名，在普查中也应有意趋避剔除。地名的凶、险、恶，有负面效应的，是违背地方命名初衷的，要还地名一个清白。汪启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的。伏案熬夜写青史，不为后人留话柄。踏遍青山只为真。真人，真名，真事，真情，是每一个地名普查者孜孜追求的，在漫长而短暂的地名普查道路上，汪启光留下了一串串深深的足印，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