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城外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年我一直是他笔下一系列“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的热心读者，直到几年前有了微信，才知他还是一位多产的诗人。那时，他有了新作常会发来让我先睹为快。现在他的《向阳轩诗稿》(中华书局2020年版)行将付梓，作为读者，高兴之余，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点感受。诗集中多数诗篇系由作者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遭遇所触发，用诗词术语说，似可归为“即事”、“即兴”类。譬如一次访问或迎送、一次会议或讲座、一次游历或参观，均可入诗；又如一条喜讯、一则讣闻、一个笑话、一场赛事、一本图书，也都可引发诗兴。对于诗人而言，这是非常可贵的特质，说明其人形象思维活跃，对现实生活怀有热情，且乐于评价，善于抒发。不妨一提的是，作者诗稿采用编年体，共分六编：1993年至2009年为一编，2010年至2015年为一编，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各占一编。这个数字，显示出他的创作生机没有随着青年时代的流逝而减弱，相反，竟有日益旺盛的气象！记得谭嗣同有两句诗：“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览武汉形势》）而翻阅城外的编年诗，联系他的独特事功，可谓“诗梦未因年齿减，含情频咏向阳湖”。他的“即事”、“即兴”大都与文化相关联，其中又以向阳湖文化为最突出。向阳湖位于湖北咸宁郊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在此创办“五七”干校，包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文博专家等在内的数千文化界人士及家属下放该地，经受了政治运动与艰苦劳动的磨炼。这种场景，在历史上从未曾见。城外敏锐地意识到将这批人士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对于留存干校信史、研究干校文化、探讨文化人在一个特殊时期的心路历程具有深远意义。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花费无数时间精力，利用各种机会，采访许多曾在向阳湖劳动锻炼的人士，搜集、查阅大量涉及干校的文献资料，出版了几种有关向阳湖文化的选集和丛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又把视野扩展到其他干校，从而成为公认的研究我国"五七"干校第一人。他的许多诗篇正是在上述勤奋劳作的过程中触发灵感，一挥而就。如果说，他的散文是对那个特殊时期文化人生活与思想的忠实记录，那么，他的诗正是记录之际情感的激发与倾诉。除向阳湖之外，诗集中还有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城外在咸宁市直多个单位担任过主职，从我这局外人眼中看去，但觉他每任一职，都做得有声有色，而他的“即事”、“即兴”也可视为种种声色的“有诗为证”。城外的诗稿以七绝居多，也有若干五绝、五律、七律和词。就风格而言，大都明白如话，而又不乏意趣。因为明白如话，所以老幼咸宜。因为不乏意趣，所以在知情者读来尤能引发共鸣与联想。如前所述，作者采访过许多文化界人士，并因此增进认识，结下情谊。翻开诗集，胡绳、钱钟书、曹禺、冰心、臧克家、萧乾、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王蒙……等一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立刻呈现在眼前。而在短短几行诗中，作者常能以类似速写的笔法将对象的言谈举止或某种成就某一特征刻画出来。譬如，高莽先生既是翻译家，又擅长人物素描，曾信手为城外画像。而城外在悼念诗中，寥寥四句就把崇敬与伤逝之情精炼地表达出来：“秋高人不爽，又走一高人。俄译生花笔，素描晚辈珍。”又如，郝孚逸先生是我的老师，半个多世纪前我就读复旦中文系时听过他的马列文论课，当时就对他的理论修养和高度近视留有印象。后来他调往文化部，又下放咸宁干校，最终任职湖北省社科联。而城外在缅怀郝先生的五律中有“远谋勤论辩，近视善钻研”一联，也十分准确而传神地写出了其人的专长与外貌特征。此类例子甚多，不暇枚举了。作者懂得诗律，而于入声不够熟悉。以前我通过微信曾不止一次指出其将入声字读为平声之误，而他也改得极快。目前诗稿中似乎仍有此类问题。据说，现在不少人写诗都以普通话的四声取代传统的平上去入。我习惯于旧的平仄规定，但也不反对他人的新尝试。文学的生命决定于它对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适应力。迄今为止流传众口的绝妙诗词都是依传统诗律写出的，将来会否出现一批按普通话四声创作的诗词佳作呢？只能由时间去作出回答了。（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