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12年，病故宁海知县宗伦永亏空库银。乾隆24年，绥远将军保对德、同知呼世图挪移库银，亏空一万数千两被革职查办。乾隆24年，盐运使王概于署粮道任内浮收仓米五千余石，且勒令解米铺户，加倍折收银一万余两入己。乾隆46年，哈密通判经方侵贪亏空银十五万余两。以上零碎小案屡见不鲜，大案要案很是惊人。两淮盐引案。自乾隆33年（1768），历任盐政均有私营侵蚀等弊，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共有一千零九十万两，均未归公。未归公，便流向了私人腰包。其中，盐政使高恒任内收受商人缴银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私开纲银八万余两，卢见曾令商人买古玩一万六千余两，均未给价银。乾隆内弟，军机大臣傅恒奏折中说：“两淮商人迭荷思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已资，除自行侵用银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侵冒银至数百万两。”“通共应向商人追缴银一千零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两之钱。”乾隆46年，粤海关共征收税银五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三两，闽海关共征收税银三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两。两个海关的税银收入十年合计，尚不抵该案侵吞之数。此案涉及几任两淮盐政及众多盐商。官商勾结、侵吞税银千万两之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上下相欺，贪利成风。如果说两淮盐引是窝案的话，甘肃冒赈案，确是全省官员上下沟通合伙贪污的坍塌式贪腐案。以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为代表的贪腐团体，谎报灾情，“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各地自乾隆39年连年虚报灾荒，名为捐粮赈灾，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将捐纳粮银私分。全省各地大小官员联为一气，通同作弊，集体私分，并以此为常，无一人洁己奉公。从王亶望家中查抄金针、金条、金锭共四千七百八十两，玉山、玉瓶等玉器甚多。朝廷决定将“侵冒赈银两万两以上者程栋等二十二犯拟斩候；侵冒赈银一万两以上两万两以下者闵鹓元等十五犯拟斩候；侵冒赈银千两以上万两以下者韦之瑷等二十六犯拟斩候。”勒尔谨、王亶望、王延赞、蒋全迪相继处斩。先后六十多人处死，四十六人发往伊犁、黑龙江等处充役，遇赦不释。另外贪腐中的大案如浙江贪污案、山东库银案、江苏包庇贪吏案、浙抚贪污案、福建贪污案，案案惊心。除以上贪腐案外，达到集大成水平的非和珅莫属。乾隆晚年耽于悠游享乐，和珅以宰辅兼领户部、吏部两尚书，又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馆总裁、理藩院尚书等职，财富收支，官员升黜，均操其手。他以惩办武英殿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赃案，云南巡抚孙土毅“隐匿不奏”案，云南吏治腐败案获得乾隆的殊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反腐战将，在自身贪腐上道行高深，旷古绝今。公开向各级官员索取重贿，纳贿多者升迁，少者贬黜，官场上下，贪赂公行。治黄河的河帅、两淮盐政等肥缺向和珅纳贿，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不等，两淮盐政徵瑞一人，贿河帅四十万两。地方官员自督抚以下，多走和珅门路，纳贿求官。更甚者，名将福康安、海兰察都曾向和珅馈赠贵重珠宝求官。肃亲王永锡，恐不能袭王爵，向和珅行贿。连大学问家窦光鼎贵为翰林院侍讲，上书房总师傅，经筳讲官，也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玉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嘉庆四年正月十五日，这位贪官污吏的总首领案发抄家时，抄出古玩玉器、珠宝器、金银器等各种珍贵用具三万余件。据有关史料记载，和珅每年贪污银100多万两之巨，按当米价可购稻米70多万石。而1799年，全国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三十八万七百九十九石。可谓“贪官杀不怕，就为得利大，就算杀了爷，儿孙有钱花。”和珅贪腐致使自朝廷到地方官吏以贪为荣，贪污纳贿成风。当时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守令篇》中有段描写，可窥官场风气之豹。“一个官员赴任前，亲友都要替他盘算，此缺出息若干，应酬若干，自己一年可得若干。至于民生吏治，从不过问。官员到任后也是先问一年的陋规收入有多少，属员的馈赠有多少，钱粮税务可贪污多少。地方官员中稍知自爱，实心务事者，十之一二，也常常被十之八九讥笑，说是迂腐、笨拙，结果这一二人非得和那八九人一起干不行。”这段描写现象的背后，以和珅为首的各级权贵层层向下级勒索，督抚提镇等地方官既以行贿得官，到任后，也要向下级官员索贿求补偿。下级以送礼为名，向上级官员行贿成为公开的通例。层层加码，最后这些都要加倍向民间征收钱粮漕米，民脂民膏从最底层流向“金字塔”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