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吏贪腐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军队官兵贪腐。吏治的腐败直接影响到八旗官兵。带兵大将及将领“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籍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一时间，在京的侍卫、章京遇有军务，无不营术前往。平日穷乞的人，自军营回来，便突然致富，请假回家购置田产。将官勒索送礼，尅扣军粮，借端摊派，贪贿行乐视为常事。嘉庆十五年，吉林将军秀林，自十二年后三年时间侵用人参余项银三万多两。经略大臣勒宝奏称：满洲健锐营、火器营兵丁俱技艺平常，不耐劳苦。嘉庆帝一目了然，传谕说：“这两营的二千兵丁，并非选定，而是以名帖求该管大臣出派，只想往返途中向地方驿站勒索钱文，坐食军饷。”“嘉庆以来,谈度支者动则以乾隆开辟新疆新增兵饷三百万为词，无论各省解甘出关之饷止百有八十万，并无三百万之名，且其饷仅内地陕甘兵，蒙古兵，东三省原额之饷，移往新疆驻防，并非增诸额外。“二是驿丞贪腐。大学士王杰致休后于嘉庆八年上疏：“旧制各省驿递设立驿丞专可其事，凡有差事，各按品级，增加不过二、三骑，多则驿丞不能派之民间，以后……州县管驿可以调派百姓，于是乘骑之数增至数十倍……差使一过，馆舍酒筵馈送以及随从家人之所谓抄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名目，自数十金至数百金不等。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成矣！故欲杜亏空，先清驿站。”可谓贪腐渠道愈开愈多，“而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驿吏贪腐之烈，清朝达到了极致。三是鸦片贪污。雍正时，英国开始叩敲中国大门，开始经营鸦片交易，年输入二百箱。雍正七年，雍正下谕：“凡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杖一百,枷号一月;再犯,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绞监候”（

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失察的地方文武官员及海关人员，均严加惩处。嘉庆帝即位后，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入四千箱左右，已成全国流毒祸害。嘉庆5年（公元1800年），再次严禁鸦片入境。但英国商船买通当地官员，重金行贿行商具保，致使鸦片大量流入。官员和行商因走私鸦片所收贿赂，每年达十万元之多。嘉庆二十五年间，鸦片不因禁而减少入境，每年都保持在四千箱左右。这每年的四千箱养肥了许许多多的贪腐官吏。鸦片使官员和暴徒发生关系，缉毒巡逻船让走私船每月交纳3.6万两白银，允许他们从身边悄悄通过。英国人格林堡的一段记载可以见其污气一斑：“贪污之风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于运送鸦片的走私船常常就是那些缉私职务的官船。同样，每年由广州到北京装着呈献皇帝贡品的贡船，也成了运送鸦片到北方各省的一个得力工具。”四是漕运贪腐。漕运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经营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两件是盐务和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的租米，然后运往北京用以供养京师的宫廷成员和贵族，并储积在仓库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嘉庆时期的漕米机构贪腐盛行。“粮米每多一次手式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银两。”“大小漕官都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自己的一份小费。”“每条粮船的船上涨，1732年每条船130至300两，1750年涨到500两，到道光初年涨到了７００-８００

两。”“为完成漕粮征收任务，漕官和北京的仓官相互勾结，大肆侵吞，中间漏洞百出，无从弥补。”“漕政首禁浮收，其弊实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且通仓胥役、催赶员弁索费于旗丁。”（《清稗类钞》第二册544页，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