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馥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正值武汉会战的紧要关头，长江武汉以上江面上，满载人员和物资的大小船只一面躲避日机轰炸，一面抓紧溯江西上。时称“小汉口”的沙市，大街小巷挤满了从武汉及鄂东一带流亡至此的十几岁的学生，他们有跟着学校来的，有相约结伴来的，也有独自一人来的。随着这些取道沙市前去鄂西湖北联中求学的学生的到来，江汉平原水乡湖汊各个村落辍学在家的青少年学子纷纷追随联中而去。周绍馥揣着江陵中学的初中毕业文凭，和王源婉等几个老乡一起，于1939年初来到湖北联中恩施女子高级中学分校就读。

联中恩施女高分校的师生大多来自武汉，其中许多人亲历过西迁之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初到联中他们热情依旧。初中的女音乐教员贾先生课上课下教同学们唱《在太行山上》《古城颂》等抗战歌曲，高中的一位年轻男教员晚自修组织高三班级开展主题为“抗战到底能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几场辩论，吸引了其他年级的一些同学前去旁听。周绍馥置身在这种热烈的抗战氛围中深受感染，加之收到她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读书的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哥哥寄来《新华日报》《新青年》等书刊，其思想行动自然而然地融入其间。

很快，周绍馥与同班同学闻立武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周绍馥和同学们的眼里，闻立武是个才女，人长得漂亮，文章写得好，还很有感召力。她常常和周绍馥一起谈论时局，两人的思想倾向很是接近。不久，闻立武介绍周绍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俩加上向荣芳组成一个党小组，闻立武任党小组长。

联中恩施女高分校的校舍是当地望族许家为助学而让出的屯堡新街。穿街而过的石板路的尽头是清江与龙桥河二水环绕的一片开阔河滩，这里依山傍水，岸柳堤杨，风光迤逦，街头的大栅子门一关，整个学校便与外界隔绝，恍如世外桃源，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晚饭过后晚自修前的这段时间，女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在河坝上散步，在岸堤边看书，这便是周绍馥她们过组织生活的最好时机。有时，看似闲聊的她们在一起或是闻立武说说当前的形势，或是彼此交换意见看法。有时，她们跨过清江上的小桥，到对岸的树林里或学习文件资料，或由闻立武布置眼下要做的工作。负责联系中共恩施女高分校地下支部的中共恩施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不时来到学校，送些书籍报刊文件资料，一方面了解恩施女高分校的工作情况，一方面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指导恩施女高分校地下党支部的具体工作。渐渐地，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

1939年仲春，联中恩施女高分校由外号袁猴子的军事教官负责组建成立了三青团分队。为了防止“异党”活动，三青团开始在校内实行严格控制，学生外出受到监视，来往信件受到检查。学生的人生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让这些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流亡学生倍感压抑。

战时生活艰苦，学生们吃的是掺着稗子、砂子的“八宝饭”，加上缺医少药，不少学生生疥疮得不到治疗，那种钻心的痒刺骨的疼使这些花季女孩备受煎熬。正需要得到慰藉和帮助的女学生们却常常因为吃瓜子、板栗等零食遭到外号“刘大苕”的校长当街训斥，让这些因战乱离家求学的十几岁的女孩子情感上实在难以忍受。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愁绪笼罩在女学生们的心头，常常是一人哭引得全班全校学生一起哭。她们只能用歌声消解这种愁绪，《武汉，你是祖国的心脏》、《流亡三部曲》等歌曲一人唱千人和，从街头到街尾百人合唱千人合唱。这种压抑的情绪就像地下的火，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

1939年冬的一天晚上，这种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晚自修的时候，街尾高中几个班的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直奔街头校长家。听到动静，其他各个教室的学生也都跟着涌向街头。愤怒的学生把校长家里的东西翻出来往外扔，并将校长“刘大苕”、军事教官“袁猴子”和管伙食的庶务主任团团围住。被围住的这三个人手里拿着电筒背靠背紧贴着站在一起，他们手中的电筒一亮，学生们就往后退，电筒一灭，学生们就涌上前去。

这时，有人大声招呼大家去河坝那边的操场集中。高三班级的一位女同学站在桌子上慷慨陈词：“同学们，我们的伙食为什么这么差，因为省政府下发的伙食费被人克扣了。我们强烈要求学校公开伙食账目，清算中饱私囊的贪污者。我们绝不伤及其他老师，且要争取老师们的同情和支持……”

这位同学的讲话很有分量，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各班当即选出学生代表，决定赴恩施城里的省政府和省教育厅请愿。周绍馥她们班推选闻立武做代表。第二天早饭后，闻立武就带领各班的学生代表到恩施城里请愿去了。

这次学潮组织领导得力，提出的要求有理有据，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学潮过后，那些出头露面的学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期末考试一结束，上级党组织指示已暴露的地下党员或趁高三毕业离校，或趁寒假转移隐蔽。闻立武接到通知后离开了学校。党小组长走了，周绍馥她们小组活动也就中止了。仍在学校的周绍馥和向荣芳等人便成为学校三青团注意的对象。

1940年寒假过后，为了迎接新学期，学校组织全校卫生大检查，三青团借机进行搜查。军事教官袁猴子把周绍馥的日记本收走了，从而更清楚地掌握了周绍馥的思想动向。只是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不便明目张胆地开除思想左倾的学生。

和许多家在沦陷区的同学一样，周绍馥假期都不回家。1940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应同学王源婉之邀，周绍馥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到她家去玩了几天。因为尚在假期中，周绍馥在恩施城里多玩了一天。不曾想1940年9月1日开学当天，学校张榜开除周绍馥，理由是她请假逾期一天。

无奈之下，周绍馥来到四川长寿报考国立十二中。经插班考试，周绍馥进入国立十二中女子部。令周绍馥兴奋不已的是，在这里，她和闻立武重逢了，她俩又一次成为同班同学。但在长寿十二中女子部她们无法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从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1942年暑假高中毕业后，周绍馥考取了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闻立武考取了位于重庆黄桷坪的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她们仍旧保持密切联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复员回到上海，周绍馥和闻立武一个在沪东，一个在沪西，两个好朋友每个星期天都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1949年，周绍馥在上海报名参加了华东革命大学，分配到华东革大第一部学习。学习期间周绍馥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月学习期满，周绍馥主动要求到山东济南泰安林场工作。1950年根据有关政策，周绍馥申请调到武汉市建设局，分到武汉市林业局园林处工作。碰巧，闻立武学园艺的堂兄闻立诗也在园林处工作，当年闻立诗也在联中读书，曾任湖北联中初级农业职业分校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闻立武从交大毕业后来到北京，以后便一直在北京工作。

几十年来，周绍馥一直从事城市园林建设，从最初解放苗圃的主任干到武汉市园林局解放公园管理处主任，做了几十年城市绿化的美容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市园林局花木公司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