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启

鱼木寨是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古寨堡，是历代动乱岁月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同时也承载着这里的人民力求自保、追求平安、与世无争、安享太平的美好愿景。

武陵山与大巴山汇合的鄂西丘陵多关隘多古寨。“关”是“古代在险要地方或国界上设立的守卫处所”。而“寨”则是“防守用的栅栏”。过去关和寨都是为安全而设立的防守场所。关多为国家设置的军事设施驿站等，寨则是民间利用地形的险峻加之人为的改造来抵御外族侵略。在漫长的岁月里，鱼木寨偏僻闭塞，山大人稀，为无名小寨。后因峻岭险阻，粮丰水足，被人发现引起关注后，自然也就成为了争夺的热点。而这种争夺往往的结果是激烈、血腥、残酷，正是在这种残酷无情的争斗中，鱼木寨有了自己的大名。

传说在很早时期的自发大迁徒中，一支马姓家族约百余人的队伍来到茫茫鄂西林海中，老弱病残的几户人实在无力前行，跟不上大队伍，只好随地而居，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近找到了一个山寨，这里地处鄂西一隅，交通闭寨，人迹罕至，是一个衣食无忧，宁静安稳的“世外桃园”，他们幸福生活在这里，繁衍子孙，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耕生活。

居住在寨子上的马家人平淡生活，一直人丁却不旺，却因“苗不入山，土不入峒”的土司政策，平平稳稳地过着宁静日子。大约在明朝正德年间，一支来自湖南、福建、广东、甘肃等地以家庭血统为伍，携男带女，来到偏僻的山区居偏求安，相对于本地早先移居于此单薄人丁的家族而言，外来移民却成了强势群体。其中成、谭、向的祖宗们结伴强势入住马家的寨子，并最终挤出势单力薄的马家。几经辗转，被挤出的马姓人终于找到了失散了的大家庭。经过很长时期的发展，这时成为石柱土司的马姓人已是家大业大，人强马壮，自然不甘屈辱。于是马土司带兵围攻古寨，古寨在谭土司的带领下，严防死守，马土司久攻不下。围寨数月，谭土司为退敌兵，心生一计，从寨东岩洞口向寨下抛下活鱼无数以戏之，有些竟落挂于马土司帐前树上。马土司望鱼兴叹：“欲克此寨，如缘木求鱼！”遂引兵绝望而退。从此，地因事名，洞名“鱼木洞”，寨名“鱼木寨”。

据历史资料记载，与战争有关，对偏僻闭塞的鄂西影响十分深远的大移民共有三次。南宋时朝廷被辽逐渐逼向南方，为避战乱，汉人自发地在南方寻找新的落脚点，部分汉军和汉人进入人烟稀少的鄂西，在这里设立清江郡治。元末明初，湖北为元军和明军双方厮杀拉锯主战场，社会动荡不安，人口锐减，朱元璋一统长江流域后，下令周边十多个省百姓迁往湖北，史称“江西填湖广”。明末清初，四川频遭战乱，人口从万历年的130万减到清初50万人，为恢复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关于寨名的来历当地民间还另有一说。即在清朝的移民大军中，有余北、余祥、余木三弟兄行至鱼木寨脚的鸡头沟，老大余北沿北至船头寨下的上支罗定居，老二余祥和老三余木沿南爬到山寨，老二在樟凤坪定居，老三余木上了寨顶，老三后来家大业大，于是这个寨子就取名其谐音为鱼木寨。不论传说是真是假，我曾亲自到过支罗一块叫余北田的地方，也常到路过鱼木寨樟凤坪一个叫上余祥口和一个叫下余祥口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版本，比如说“鱼木”是因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后人根据土家族先辈语音用汉字记录下来的。

长期以来，鱼木寨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就是把军事建筑始终是放在第一位，墓碑放在第二位，房屋居所却是最后考虑的。为了维护寨上的利益和安定，寨民们时时修筑防御工事，至清朝嘉庆初年，他们举全寨之力，共同集资，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建和完善了寨楼、城墙、关卡、栈道等，使整个寨子如水桶加了箍，铜墙铁壁，固若金汤。毕竟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种现象直到现在社会安定和谐才开始悄悄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这种修建并非是劳民伤财，而是很有必要，当然，这些设施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对待一般的小蟊贼“棒老二”是绰绰有余的，但在荷枪实弹的军阀眼里，就是形同虚设了。

民国初年，川东豪强伍锡爵带着人马，用枪炮打开寨门，强行入驻，屯兵休养，自制枪炮炸药，现存的兵洞、枪洞、铁洞等均为这伙军痞所赐。1919年，四川援鄂军纵队司令方化南残暴杀害辛亥革命首义元勋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董必武电请孙中山严惩凶犯，方为躲避风头，携家带眷，在鱼木寨买房置业，强行居住长达一年之久，后迫于舆论压力，方在万州开枪自杀，其鱼木寨居所至今保存完整。

这些工事在军事上发挥最后一次作用，是在1950年。当年9月，以谭岳生为首的铜锣关土匪暴动，谋道驻军进行围剿，谭率队企图闯入鱼木寨，驻寨两名战士在群众的帮助下，凭借寨楼优势，成功地破灭了敌人欲借天堑负隅顽抗的美梦，最终解放军在一个叫油钱河的地方全歼土匪，并将谭当场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