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趁空闲时间，买了几个坛子来，自制了几坛酸水，泡上红辣椒、姜丝、萝卜，热热闹闹地堆在我屋子的一角。我原本冷清的小房子一下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酸水坛在书面用语上称为“泡菜坛”，也是被众人周知并且喜爱的字眼，散发着诱惑。但我执意要叫它酸水坛，这样有一种亲切的味道。大抵，食物是一种能吃下去的乡愁，在唇齿流连，念念不忘，是因为，这里面有母亲的气息。

小时候看母亲制腌菜，盘啊碟啊碗啊一大堆，我在旁捣鼓几下就没兴趣了，跑得远远的，身后剩下母亲的唠叨：“长大成家了看你怎么办。”

我对做腌菜不“感冒”，但对吃腌菜，却有头号兴趣。乡野里长大的孩子，也没多少零食吃，小时候，母亲的酸水坛就是我快乐的零食园。放学回家饿得急慌慌，书包一甩，伸手就揭开了坛盖，掏出来的腌菜散发出无比诱人的香味。

那个时候，我家一大家人要吃饭，用土话说，“干的要一甑，稀的要一锅”，每餐饭都是吃得锅净碗响。因此，母亲的酸水坛花样越来越多，豆豇、黄豆、姜、蒜……只要是土地的产物，均可以下坛。在乡村，小果小菜的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种什么得什么，是以，每家每户都有着不大不小的几口酸水坛。泡进去的是日子，捧出来的是生活。

母亲的酸水坛就像一个魔术坛，隔三岔五地就变出些东西来，有时明明已经捞完了最后一块，可是第二天，酸水坛又泡满了菜，一年四季，都是满满当当。守候着我们向往的幸福、美好的憧憬。

酸萝卜的酸度首屈一指，最具有提神醒脑的功能，一口咬下去，嘴里酸的辣的咸的一下都滚出来，全身连筋都酸。真如同咀嚼了个百味人生般，捧着半边腮半天缓不过神，酸得不能说话。生怕一张嘴，被微风一带牙就掉光了。

还有泡柿子。青梗梗的柿子一扔进坛子，涩味尽失，变得又脆又甜。泡柿子是我们的最爱，每年一到柿子刚挂果不久，我们就爬上树将青柿子摘下，急急忙忙地将它下了坛子。

坛子也不只单是泡腌菜，也可以用来盛米酒、装豆豉、霉豆腐。

在我幼时的眼光里，最好吃的腌菜莫过豆豉。在场坝簸箕里摊开来的豆豉，成了小孩子的点心，过去过来总要抓几颗.。当然，晾晒的豆豉也在有意无意间，展示着女主人操家持务的本领。路过的的人，都会拣几颗豆豉，在舌头上打几个滚，手艺好坏，自然分明。好的自是连连称赞，坏的不会明说，余后闲聊，某某人做的豆豉一股“脚味”。这大概就是豆豉味最微妙的区别方法，做好了香味余绕，做得不好沦为脚臭味。母亲的手艺很好，我至今都未吃到过有臭豆豉。

对我来说，豆豉是一种依靠，一种温暖。记得当年南下打工，我唯一的背包里就装了半袋豆豉，从深圳到东莞再到汕头，几经辗转，遍尝艰辛、苦难，唯有在深夜，摸几颗豆豉放在嘴里，细细咂摸，心头的酸楚才略有几分宽慰，犹似母亲遥远的瞩望。

也许是因这种瞩望，尽管我在南方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无处安放的心，依然时时回望家乡。我想念屋边的那口池塘，想念家乡半坎上长的红红绿绿的花树，想念屋角的那几口酸水坛，更想念母亲做的饭菜……终于，我决然拎包，回到家乡。

古语云：好男儿志在四方。有志之人外出闯荡，长袖善舞、进退有据，赢得人生。想来，我只能算是无志之人，离乡越远，思乡愈深，或许此生，我终将走不出家乡。我最简单的心愿，只想在离家不远处，守着双亲，守着他们渐渐衰老的生命，守着我不进不退的人生。

那个时候，我在集镇谋了一份事，每个周末都是要回家的，母亲早已做了好吃的，在等着我。夕阳西下，炊烟从我家屋顶升起，父亲从田间归来，顶着余晖，一身泥土，带着田野的气息。母亲早已弄好了饭菜。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饭菜说着话，父亲和母亲谈收成、谈庄稼，安宁妥贴。屋外，树影婆娑；屋内，菜味在空气里弥漫。母亲的酸水坛，不时“咕咚”

地响一声，灯光在屋内流淌出一抹暖黄。这是我们家的盛世，我永远忘不掉。

几年后，父亲撒手人寰，母亲哀伤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每天只是默默地坐着，不再打理酸水坛，坛口上长满斑斑白霉，一如母亲头上斑驳的白发，让人心痛。

我们建议让母亲出去走走。家在江苏的二姐来接母亲，上车时，母亲一一叮嘱我们，家里的猪、羊、鸡要怎么喂，田间的庄稼要怎么种，怎么收。最后，母亲犹豫着说，那几口酸水坛，你们给添点水吧。

一段时间后，母亲执意回了家，看我们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叹了口气说，这个家没我不行啊。我心一酸，是啊，有娘才有家，娘是一个家庭的轴心，围绕儿女、围绕家庭，永远操劳，永不停歇。

母亲依旧忙碌，翻地、种菜，收获后该晒的晒，该收的收。又一年辣椒红后，母亲把它们摘下来，在盆里细细剁碎，放到坛子里。母亲说，剁辣椒你们几姐妹一人一瓶，带回去做做小菜。

我望着日益苍老的母亲，想起那日看过的鸡汤文，有娘在，人生尚有来处，娘去了，人生无归途。我的脑海里，一遍遍放射着所有记忆，舌尖上涌起一种莫名的味道，似是母亲的气息，濡湿了我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