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平凡的农民，但堪称“伟大”，也没丁点“溢美”。他留给后人的美德和精神，胜比万贯家财。

我的父亲，字永善，号海廷。五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就去世了。从此，父亲和我奶奶母子相依为命。很早以前，我家住的木房，柱子是马桑树，房子又矮又窄。父亲在十四岁时，将三间正屋翻修，重新盖起了保留至今的高大瓦房，阶檐是周方四正的麻条青石。依现在的劳力，是难从二三里远的地方抬回的。还有吊脚楼下的粪坑石，又长又宽且厚实。两边的厢房是在20世纪70年代翻修的。这就是保留至今的撮箕口式的吊脚楼老屋。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持家，十来岁就帮奶奶在田间劳作了。掏洋芋，掰包谷，挖红苕。年纪轻轻就得筹划家庭生计，勤扒苦挣，积攒余钱，并将我爷爷在赌博中输掉的两亩田赎了回来。这一年，家里杀了肥猪，因凑钱赎田，卖掉了猪肉，仅留下一个猪头全家过年，还置办两桌酒席请亲朋为赎田作证。

后来，父亲请师傅到家里学了“铧匠”（用铁烧制犁地的铧），在干集体的几十年里，尽管集体劳动工分分值极低，但父亲、母亲月月满勤，精打细算，也能让日子过得不那么紧巴。

土地实行承包制，父亲承包七八亩土地，深挖精耕，深挖的石块砌成坎，山地的边角种洋芋、红苕，不几年，全成了肥沃好田，屋旁山边垒起三等梯田，种了水稻。我埋怨父亲，何必这么辛苦。父亲教导我：“持家如同针挑土，败家有如水推沙。人勤地不懒、细作出黄金。”我无话可说，只默默地跑到集镇给他买了治腰疼的药。

母亲去世时，父亲仅45岁。我们姊妹四个，两个姐姐出嫁，兄在外教书，我在外读书。父亲一人在家种地，喂养猪牛，还做家务，从没向儿女发过牢骚，也无抱怨。几年后，我们向父亲提出给他续弦，却遭到拒绝。

以前，每年杀的年猪，肉总是吃不完，挂满炕；种的水稻，年年有陈粮。我曾跟父亲商量：少种点地，一年只喂一头猪，平常开支有我。他却总是严肃地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在生能动就要养活自己，少麻烦后人”。父亲去世时，家里腊肉有两百多斤，我让亲戚挑走了；库存的稻谷有几大缸，我送给舅舅家作猪饲料了。

父亲的节俭远近闻名，他常穿补丁衣服；吃喝常是粗茶淡饭。给他买的冬夏装总是放在箱柜，带回的酒总是存入柜底，腊肉总是挂满火炕。偶尔赶集，宁愿饿着回家，也不会买几个馒头。我没法理解，这也许就是家境磨难养成的一种精神所在吧。

“耕读为本，仁义传家”是父亲一生的理想境界。五六十年代，在家庭贫穷的状况下，父亲还是将我们四个子女送进学校。我读师范学校时，父亲每月给我五元零花钱。我知道，这是他从牙缝中挤来的。当我侄儿、侄女考上中专，父亲很高兴，从小箱柜里取出皱巴巴的五元、十元，让我给他们各买一口皮箱。这在当时，每一元、一角都是他背着橘子走几十里山路到集镇变卖换来的。

父亲少年时，只读了两年私塾，但能识字断文。在我懂事后，常听到他教导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常听他给我们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我总认为，父亲因家境磨难和艰辛成长的经历，形成的坚毅性格养成了对儿女教育的正统和严格，从不迁就。我工作后放假回家，他会要求我下田帮着种地，让我妻子持家理事，制止我高谈阔论，反对我邀众打牌。

我小时候，最怕看父亲严厉的脸色，怕听父亲入髓的语言。但经历一件事后，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那年，母亲已去世一个年头，我在恩施读书回家，父亲正在吃饭：菜是剩合渣，饭是包谷粉搅的疙瘩饭。知道我没吃饭后，他连忙把饭盛起来，洗锅，烧火，给我重新煮了一碗面条，还煎了两个鸡蛋。我热泪盈眶。

父亲是个非常有孝心的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奶奶生病想吃肉，那时家里没有。父亲找到表叔，夜晚偷偷在清江河里撒网捞上几条鱼，让奶奶享受了儿子的“孝心”。我依稀记得，父亲被小队派去修电站那年，在得知奶奶病重之际，从百多公里的工地步行赶回家。那时，奶奶已经“入材”，父亲悲恸欲绝，扑在棺材上一阵恸哭。从我记事后，看到父亲一生的“哭”，也就是这一次。

我一生惭愧内疚的是，没给父亲尽孝心，没让他享受到儿女的照顾。我年轻的时候，他能劳动，我也还在奋斗。

父亲60岁之后，我和妻子都拿工资，满足家庭支出还略有剩余。我多次劝说父亲跟我们一起生活，安逸养老，但每次都被他回绝。

父亲70岁时，我工作调动，每次回家看到他孤苦伶仃，就和妻子用尽各种办法劝他跟我们一起住，但他非要在家看住田土和青山。这样，我们只能逢年过节往家跑。这些年，我只能用“顺者为孝”来安慰自我。

10年前，父亲渐瘦，体力不支，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为了满足他“死在家里”的意愿，出了院，请了护理，想让他和我们一起待一段日子。殊不知，就在回老家的那天晚上，他在我怀里躺了两个小时后，撒手西归了。

父亲走了，我的心中只有怀念。每到春节、清明，父亲的子孙们，会到墓前祭奠，给他捎去想念和祝福。

父亲，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已潸然泪下。

父亲，您的音容笑貌永远驻在儿孙的心中；您的美德、您的精神会在儿孙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