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少的记忆中，常常会出现一个人的身影，他住在邻村，和父亲同龄，因为会一些简单的木工手艺，所以也是走村串户的匠人。他和我家原本没有多少交集，只是来我家做过几回木工活，再加上与母亲同姓，熟识以后，母亲与他攀起了亲，让我认他做了堂舅，从此便有了一些往来。

那个年代的匠人来家，母亲总要给他们安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称呼让我们叫，以此维系村庄人家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对这样的称呼往往不知所以，只是遵从母亲的意思，也并未觉出什么亲缘关系。但这位舅舅却有些不一样，他不但和父母关系亲密，对我们也很友善。言语不多，只是独自做活，并不似其他匠人那么常常凶我们，基于这一点儿好感，我们叫出的那一声舅舅便有些发自真心了。

我的父母是成婚后才开始修筑那三大间土屋的。苦于家无余粮，贫困灾荒的年月，一家衣食尚且不足，更无余钱支付匠人工资，所以家里做木工也是断断续续，并不似别家那样一气呵成。

村庄的木工师傅很多，技艺也千差万别，舅舅的手艺属于无师自通那一种，并未师承村庄里的“名家”，所以只能揽到一些粗笨的活计，工资待遇自然也无法和那些真正的木匠师傅相提并论。

舅舅曾来我家做工三次，每次的时间差不多都在半个月左右。凭他的技艺，无法收到徒弟，也无法和别的匠人拼成组合，所以一直都是一个人来去。

每一次来，他都会背着个大大的竹背篓，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工具，这些工具不能和那些真正的木匠师傅的相比，自然也提不起我们丝毫兴趣。我们懒懒散散地瞟上一眼之后，便离开了，也不愿意凑到跟前看他如何把一块木板肢解成所需的样子。

听母亲说，舅舅的家境也不太好。家里的父母已年老，基本失去劳动能力，上面还有两位高寿的爷爷奶奶，均已年过八旬。一门四老，日子自然过得艰难。舅妈也是病弱之身，还带一双幼年的儿女。种几亩薄田，于家里并没有太多的帮衬，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舅舅的肩上。

那个年代，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庄稼地里刨出的粮食仅勉强够一家人糊口，再多出几位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那便是拖累。于此艰难的时运中，舅舅家的窘迫便可以想见了。但偏偏这人生性善良，每一次在我家做工结束，清算工时之时，都要减出两个工日不计，算是送给我家的人情。母亲不忍心少付那两天的工钱，便往往以粮食或衣物代之。所以，每次舅舅离开，他的大背篓里总会装上些别的物件，有时是一两升（农家的计量工具，每升六斤左右）玉米，有时是小半背土豆，有时是一些破旧的衣物。

舅舅自然也很领情，每一次离开，他们都会说上一阵子客气话，彼此推让许久。年少的我们并不知道农家这些微小的帮衬于生活到底有多大意义，但两位长辈这样的体贴倒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温暖，那是艰难岁月中彼此帮扶的温暖。

父亲倒是没有母亲那么大度，每一次舅舅离开后，都要对着母亲抱怨一会儿。

大约是说舅舅其实并没有送人情给我们，他每次做活儿都是故意磨蹭，明明可以十天干完的活儿，他一定要拖到十二天，那送的两天都是他磨蹭出来的工日，反倒混了两天的饭食。

母亲对这样的言论倒不十分反驳，每一次，她都是小声嘟囔两句，找点儿别的事情把话题扯开。村庄里的贫弱之家，总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患难之谊，这是我多年以后慢慢想透的。

因为这样人为拉起来的亲戚关系，每年正月间，母亲便要派我到舅舅家里拜年。所带的礼品不多，一把面条加一斤白酒。每一次去，母亲都要特意叮嘱：至多只能在舅舅家吃一点儿小点心，绝对不能留在那里吃饭。她是不忍心给舅舅家增加吃食上的负担，母亲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维系着一份若即若离的亲情。那舅妈却很客气，每次我转身走时，她都会追出来，在我的衣兜里装上满满一包葵花籽和几个核桃，这是村里人正月间必备的待客干货，她不想失掉这样简易的礼节。

自我上初中以后，家里也少有木工活儿了，便很少见到这位舅舅，因为往来渐少，每年正月的那一次拜年也自然免去了。村庄里的许多人家开始外出打工，迫于生计，舅舅也丢弃了木工手艺，加入庞大的打工队伍，南下去了遥远的异乡。

那个年代，电话还很少，外出打工的人都是通过书信和家里联系，对识字不多的乡民，自然会有许多不便。

舅舅初离家之时，每两月还有一封简单的书信送回家里，告知他所在的地方和所做的工作。同时寄回一张汇款单，数量也不多，只是勉强够维持日常开支。但半年以后，便再无消息，舅妈也不以为意，只要有钱寄回，信也不那么重要了。

当年八月，每月一百元的汇款单也没有了，这让舅妈有些揪心，她担心的倒不是失去舅舅的消息，只是突然之间少去了这笔收入，让她的家庭无法运转。

自此以后，舅舅便彻底失去了和家里的任何联系。忙碌的农事中，舅妈也无闲暇去理会舅舅的行踪，只安慰家小，说过年的时候自会回来。偏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里，家里的两位老人陆续生病离世，舅妈无法独自应付如此艰难的局面，便想通知舅舅回家，可是她连续托人给那个地址写了三封信，都是石沉大海。

舅妈的耐心消耗殆尽，怒火终于上来，她不断地咒骂这个丢老抛妻又弃子的负心男人，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她无法到那个陌生的遥远异乡找寻舅舅，只能一把泪一腔怨，向周围邻居发泄委屈和愤怒。

舅妈家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山野，人们纷纷诅咒舅舅负心，大家一致认为他一定是在外面找到了新的生活，不再理会家小。在村庄里，舅舅的名字成了负心的代名词，人们无法想象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会做出这样狠心的事来。大家都期待年关的到来，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担忧，而是想看看这个故事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可是等到当年岁末，同行的乡民纷纷回家过年，仍是没有舅舅的消息。

舅妈的诅咒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上门逐个询问，乡民们也说不出名堂来，只说外出之后大家做的伐木工，经常会分散到不同的地方，相隔也比较远。舅妈隐隐觉得事情不妙，但对于一个病弱的妇人来说，也实在没有它法，便只央求他们来年再去的时候，代为打听下落，找到人后，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做那打工的营生。

哪知到了第二年，乡民们陆续回到那一带，传回来的消息仍是不知所踪。舅妈终于感到不安，她无法确定舅舅到底是负心离去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也无法相信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人们因为舅妈的担忧而不再憎恨舅舅，代之的是一种集体的忧虑，他们不理解这个贫弱之家怎么会遭遇这么多揪心的苦难。

两年之后，还是没有任何关于舅舅的消息。在乡民的帮助下，舅妈到派出所报案，给了他们一个两年没有联系的地址，希望他们可以帮着找到舅舅，但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就这样又过了两年，舅妈便不再抱任何希望。

独自撑一个家实在艰难，舅妈重新找到了一个丧妻的男人，凑合过日子。几年之后，舅舅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渐渐长大，他们也曾在外出打工的时候，专程去到父亲消失的异乡，但仍然没有消息。

于今，二十多年过去，舅舅的子女也都成家，日子已不似当年那么艰难。舅妈已进入暮年，她的生活中也再无那个姓陶的男人，说起他，眼里已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幼年时曾经叫过舅舅的可怜男人，就这样消失在这个世间，仿佛之前的那许多年，他在村庄的穿行也是行走在梦境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