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大哥从学校回来，回家用木头自制了红缨枪，和一群小伙伴成天练武，梦想保家卫国。自认为武艺高强了总得找地方释放，于是他们便相约去富农家“偷”桃子。

富农谭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山岗上，门前是生产队成片的玉米地，田坎上有一排高大的桃树，稀稀拉拉的几个桃子正待成熟。

大哥拿着红缨枪，带领他的小兵队伍穿过开阔的玉米地来到桃树下。“偷”桃正式开始，而这分明是抢不是偷。突然传来一个苍老而颤抖的声音：“你们好好摘，不要把树掰坏了。”听到这声音，大哥他们吓得飞似的逃回家。

其实说话的是谭家的一个老妇人，她是谭嘎哥的奶奶，青壮年白天去生产队劳动了，家里就只剩这八十多岁的老人看家。即使有再多的理由，即使有红缨枪壮胆，但“偷”桃并非理直气壮。

后来爷爷知道了这事儿，狠狠地批评了大哥他们。爷爷说谭嘎哥一家人就靠勤扒苦做，日子过得比别人家稍微殷实一点而已，靠劳动致富不是什么丑事。

从那次后，大哥再也没有摆弄过他的那把红缨枪。而他一直积极进取、平和善良，也许就始于爷爷那次的教育吧。

我八岁时，全家搬到了另外一个生产队，单家独户住在一个山坳里。第二年，刚结婚的谭嘎哥在我家的斜对面修了两间房子，他们成了我们最近的邻居。

谭嘎哥身材矮小，从小也没读什么书。不过他老婆部嘎姐却身材高大，两个人都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们刚来时，小心而又低调。我每天上学都会从他们家门前经过，见面总是叫声“谭嘎哥”，“部嘎姐”，他们也总是热情地回应。

改革开放以后，他家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得了少许土地。地少，部嘎姐一个人就可以忙出来，谭嘎哥便当起了泥瓦工，最初也就是就近做一些零工。

1997年，我要在镇上建房子，因自己没时间管，便想找在镇上做大工程的从四川来的一个姓牟的包工头搞双包，他说我的事情太小，支付不了他带来的人的工资，承包后要找本地的人来做。刚好，他找的人就是谭嘎哥。

谭嘎哥一直想在建房子这件事上搞出点名堂，多次求教于四川的牟师傅，我的房子順理成了他的第一个作品。

谭嘎哥当时对建筑可谓是一窍不通，加之文化程度低，琐碎小事都得去问师傅。一次楼梯梯步装模，刚好师傅不在，谭嘎哥又老是装不好，最后还是我自己绘图，并动手帮忙才勉强完成。

因谭嘎哥对成本的核算心里没底，又特别计较小事，有时不能省的他也想省，因此，我常常和他发生一些小冲突。那时的我很疲惫，本想包出去让自己轻松一下，结果却让自己焦头烂额，只有悔不当初。

房子终于建好了，虽然在细节上有诸多不满意，但结构上是没问题的。结账时双方也能相互体谅，谭嘎哥不会算账，很多完成的工程量他都算掉了，我便给他一一补上，最后顺利结账，办了交接。

后来听人转述，谭嘎哥经常对别人说我虽然要求严了点，但并未亏待他，还说正是因为我的严格，逼着他学了很多东西，让他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

谭嘎哥不会算账，暗中也吃了不少亏。一次，他给某单位建了一个铁塔的基座，呈不规则六边菱形，对方给出的体积他一直有疑问，但他自己不会算，所以一直结不下来账。他来找我，我绘了一个图，用几何方法算了出来，而且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还有疑问就让他们直接来找我。这次，他顺利地结了账。

这些年，谭嘎哥的建筑生意越来越红火，经常看到他骑个摩托车忙忙碌碌的身影，家境也慢慢好了起来。姑娘出嫁了，儿子也安了家，还给儿子修了两层小洋房。

本该是过好日子的时候，然而在两年前，我突然听到部嘎姐患了肝癌的消息，据说在城里医院花了不少钱，治不好，从医院回到了家里。再过大约二十来天，又听到部嘎姐病故的消息。

拆了伴的谭嘎哥还是经常出去给人修房子，他的孤单和衰老也更明显了。

在这之后，我经常听人说他的儿子和儿媳迷上了赌博。起初我也没大在意，农村人在农闲时，打打牌，娱乐一下坏不了什么事。期间，谭嘎哥的儿子还多次找我借钱，每次都是生产生活方面的理由，我也每次都借给他，他也从未违约，到期就还钱。

直到有一天，谭嘎哥找到我，让我不要再给他儿子借钱，还说借钱不是帮他而是害他。由此，我才知道他儿子儿媳打牌已经陷得很深了，不仅输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

谭嘎哥在我面前说得老泪纵横，他说他不明白，以前如果哪个家里多怀了个娃，分分钟就有人找上门来，但这些打牌的打得天昏地暗、倾家荡产却没有人来管。他六十岁不到，本来就不高的身材更加伛偻，显得格外苍老，之前到处当包工头的那种风光已荡然无存。

后来，谭嘎哥的儿子又来找我借钱，我一口拒绝了他，还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教训了他几句。尽管知道没用，但还是没忍住。再不久，就听说他儿子已离家出走，小两口也闹着要离婚。

我老婆在镇上开有一家移动通信代理店，谭嘎哥常常到那里办理充话费等业务。之前来办业务往往是办完就走，或者打电话让人帮忙充话费，但自他老婆死后，特别是他儿子出走后，每次来办完业务都要讲一会儿话，有事无事都要站一会儿才会走，店里营业员埋怨说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其实我知道，他这是孤独。有时遇到我在家里，我便给他泡杯茶，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聊一通。

去年的一天，老婆给我打电话来，说谭嘎哥死了，我大吃一惊。毕竟他六十岁不到，虽然精神面貌因家庭的变故不太好，但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

老婆说谭嘎哥去世前一天还到店里坐了三四个小时，哪知早上就听说他去了，估计是脑溢血，很快。

我急忙在单位告假，从城里赶回老家。他儿子还没赶回家，他儿媳和周围的邻居在帮忙安排后事。农村办丧事往往都当喜事来办的，但这场丧事却只有唏嘘和感慨。

前不久，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听说谭嘎哥的儿子已经离婚，儿媳在家种了一年烟叶，烟一卖完又出去打牌去了，已读初中的孙子常常是无人管、无人理。

谭嘎哥的女儿在镇上开了一家夜宵店，她拖着一条残疾的腿仍在艰难谋生。从她的身上，还能看到谭嘎哥和部嘎姐勤劳的身影。

因身体原因，我多年不曾吃夜宵了。但那天我仍约了几个旧友到谭嘎哥姑娘的店里去吃夜宵，不为别的，就为照顾一下她的生意。

在觥筹交错的热闹氛围里，当我端起酒杯，眼里浮现的却是谭嘎哥、部嘎姐勤劳而又善良的身影。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