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房屋是传统的土家木房。最初是四扇三间，进深为五柱四骑。以中柱为界，隔成三大间三小间，三大间叫屋，中间是堂屋，两旁是火坑屋，烤火待客。三小间叫房，睡觉的地方。木房有二楼，格局和一楼一样。后来，就着一边的木扇子，砌土墙，搭了一扇偏屋，做灶屋用。再后来，又在另一边陪了一扇，由此形成现在的连五间。

那时还没有水泥洋房，家家户户建房都用木材，柱子、檩子、梁子、椽子、板壁，需要的木材都是事先计算好的，而后四处筹集，那时村里的山似乎是光秃秃的，建房的木材并不好找。筹齐建一间房的木料少则几月，多则几年。

父母筹集木材也是格外用心，托亲戚、访朋友，打听到哪里有上好的木材，不管远近，父亲总会说：“我想办法去谋过来。”每每运回一根木料，来不及换掉汗水浸湿的衣服，他定然会微笑着把木料端详评论一番：“这根做檩子没得说，标准得很。”“这根可裁成两段，找个解匠（方言音读gai，三声），得有几丈板子，面壁的板子就差不多了。”此时如有路过的邻人，也会围着木料走上一圈，或拍上一掌、或踢上一脚。“这东西好，幺叔是在哪谋来的？”父亲难掩自豪，从哪谋来的不会言说，似乎在这样的神秘感里才有更多的成就感。

木料准备停当，木匠师傅就要进门了。俗话说，“木匠师傅一个斗，一人能养十个口。”意思是木匠凭一个墨斗，一个人可以养活十个人。足见木匠的神气，找到好木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二伯、东伯、汤师傅都是本队的木匠，一般的木工活没有问题，关键是掌墨师傅。”父亲说。掌墨师傅是技艺最高的木匠师傅，建房时负责画墨，将要制作的构件的形状、尺寸长短大小画在将要制作的木材上，其他木匠依据尺寸、形状进行制作，制作完毕后，经掌墨师傅抽查，再进行组合。

“姑爷做掌墨师再合适不过了，这可是实打实的亲戚。虽说是亲戚，红包还是要封，一般封八块，我们就封十二块吧。”母亲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木匠们在掌墨师的统筹安排下，砍砍锯锯，有条不紊。

放学后我也闲不下来，在木料堆里找寻各种形状的小木块，凑到一起拼小车、做小人。有时按照母亲的吩咐，挨着给木匠们倒茶，偶尔还打打下手。最感兴趣的就是帮姑爷拉墨线，姑爷拿着墨斗站在木料的一头，我从墨斗里牵出墨线走到木料的另一头，按姑爷的要求，精细地左右调整墨线，姑爷眯着眼顺着墨线看准位置后，我就不再移动，用力按紧，姑爷轻轻提起墨线旋即放下，木料上就留下了黑线，其他的木匠就能按照这条线去制作了。我总是认认真真、小心翼翼，姑爷总是夸奖我墨线拉得好，我心里美滋滋的。

木扇子不紧不慢地完工了，在亲朋好友的道贺声里立了起来。

我就在这五间房子里长大。

记得堂屋里正对大门的板壁上是神龛，神位上写有香火，堂号太原堂，教谕我熟记根之所在，脉之所维，山西太原为郝氏的祖庭圣地。堂联为“袒腹晒书流芳远、饮马投钱遗泽长”，教谕我不忘传承，勤于学习，为人廉洁。如东晋先人郝隆饱读诗书，农历七月初七，敞开衣服，躺在庭院里晒腹晒书。如汉朝先人郝廉饮马投钱，出门喝人家的井水都要付钱。如今，小时候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的名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依稀可辨。

记得灶屋的四壁在常年的烟熏火燎下，始终是漆黑的颜色，我却对它有别样的感情.想起灶屋，似乎就闻到了饭菜的喷香，这种香，永远停留在记忆里。最让我难忘的，是在烧红灶膛的草木灰里，放几个红薯、洋芋，待火焰几番忽明忽暗之后，掏出来，姐弟几个争抢着吃，这种味道，再也吃不到了。火钳、还有吹火筒，依然还在，静静地躺在那里。

每次回老家，儿子都很高兴，在老房子里，从一间跑到另一间。我似乎又看到了我儿时的影子。再过些年，我还是很想把老家的房子拾掇拾掇，不拆不改，不扩不缩，坚固整洁就好。定然不会常住，只求心中的老房子还在原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