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那天，亲人微信群一直热闹着，抢红包、发语音，一部手机将分散在广州、武汉、荆门、恩施的亲人们聚在一起。期间，堂姐发来一张大约是20年前的旧照，一下子令大家唏嘘不已。

照片保存得很好，并没有发黄或者受损的痕迹，照片里3个姑姑还有我妈妈带着我们6个堂兄妹站在一棵白桦树前。那时的我穿着红色的小布鞋，眉心间还点着一点红印。妈妈站在我的身后，一头短发，黄色的工装外套，黑色的确良裤子，与现在已经白发渐多，眼神里总露着笑意的妈妈不一样。

我的妈妈是一名略有手艺的生意人，在年少时就学会了扎纸花圈，和爸爸结婚以后，就在我们的小镇上开了一家花圈店。从我出生起，我的摇窝就在一个小竹篮里，妈妈要扎花圈时，我就被裹得厚厚的躺在里面，长大些，我能帮着妈妈一起做纸花，然后踮着脚尖把白花儿糊在竹篾上。

后来，因为花圈这一行当越来越不景气，寄托全家希望的小店在我11岁那年关上了门。那一年，长我7岁的哥哥考上本科，尽管抠了又抠，可还是拿不出近万元的学费，妈妈不得不向亲人开口借钱。送走哥哥北上求学，妈妈回到小镇上，决定继续开店做生意，一家叫做“诚信百货”的小卖店就此诞生。

我不太清楚她经历过怎么样的苦，只知道我们家的小卖部总是整条街最后一个关灯。看着家里的境况似乎又在好转，我连腰杆似乎都变得更硬了。读高中时，和那些来自城区的同学们做朋友，总爱装作自己很大方，请他们喝饮料、吃瓜子，然后获得所谓的“认可”。而这些阔绰，就是以每个月用不到一半就完了的生活费作为代价。

放月假时，我低头嘟囔着和正在算账的妈妈开口，“妈，学校要交考务费，你多给我100块。”“嗯，你自己到枕头下去拿。”妈妈习惯把钱放在枕头下，得到了她的许可，我竟鬼使神差地多拿了一张。又到下一次月假，妈妈似乎并没发现我上次多拿的情况。我便更大胆了，常常会在捉襟见肘时从妈妈的枕头下取得“支援”。

手上的零用钱多了，对我改变最大的是变得不爱学习了，加之少年的叛逆如期而至，城里的同学邀我和她一起翘课去逛街、上网，我虽胆小，却抵不住诱惑。一次、两次、三次，最终班主任的电话打给了妈妈。

被妈妈领回家的那天很热，傍晚，妈妈就把卷闸门关上了。我自知理亏地等待着她的“暴风雨”，妈妈却一如往常地做饭、洗菜，我穿着破洞的牛仔裤站在门边，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很快，妈妈做好了饭，一言不吭地把碗筷摆好，然后让我吃饭。

刚吃第一口，我就看见妈妈的眼眶红了，泪水滴进了米饭里，可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我把头扎得更低了，不敢动筷子。

“是不是你觉得妈只上过小学，没有文化，所以你很好骗我？”“你是不是觉得妈赚钱很简单，所以你无所谓？”“是不是你觉得高中生可以不学习，以后就能被人瞧得起？”

连番发问，把我问得哑口无言。饭桌对面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那一晚，她没有再和我说话。第二天她把我送回学校，临走前，再叮嘱我好好学习，那一刻，她的语气里满是无奈。

是啊，她用尽她所有的能力，只为让我有好的生活，她不知道该如何对我更好，因为她怕给我的太多，我会走上歪路；怕给我的太少，我会吃苦。而这个道理，却是我再做了妈妈以后，才深切体会，只道当时年少，未曾感知父母心。

工作后，我和哥哥一个去了广州，一个来到了恩施。妈妈依旧守着那间“诚信百货”，直到哥哥有了女儿，妈妈才决定关上开了半辈子的门，带上行囊去广州替哥哥照看孩子。去年暑期，我借着休假的机会去广州看哥哥一家。

因为许久未见，与亲人聚在一起，大多是嘘寒问暖。妈妈在晚上睡前特意走进我的房间，问我，“现在每天过得开不开心，有没有在婆家守规矩听话？”我打趣道：“我又不是古时候的小媳妇，哪需要听话，我挺好的！”“你啊，我就是担心你脾气犟，你读高中时……”妈妈话没说完，我就赶紧把她嘴巴捂上了，然后和她哈哈一笑。

从广州回恩施时，哥哥领着我搭乘火车，妈妈执拗着要来送我，因为没有买票，她进不了站，我在进站口和她道别，此时的她却忽然泪流满面，她说不出话，却挥着手要我快走。我着急地说：“你别哭了妈妈，我会好好的，我会听话。”

妈妈只是挥着手，让我别误了火车。我背着行囊，终于转身挤进了人群继续前行，然后低头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