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湾位于鹤峰的老城墙下，沿西街方向连接附近大片的田畴和菜地。上世纪80年代初，那里是鹤峰城区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基地。那，也是我童年的乐园。

纸包儿和烟包儿是我们的乐趣。纸包儿是用旧书纸折叠成豆腐一样的四方形，也称“豆腐包儿”。在屋檐下或廊道随意找一处空处，半蹲着用力砸向对方的“豆腐”，砸翻了就成了战利品。

纸包儿赢多了，亦觉无用，就改玩烟包儿。

将烟纸对折后折叠成细条形，玩前先暗地选择牌子，然后比大小。“大中华”最大，“中南海”次之，“熊猫”“大公鸡”“游泳”等都是很好的牌。或跪或干脆席地而坐，将对方的烟包儿轻折，将手抿成半弧形叩击地面，以适当的风力将牌掀翻。若是能拥有一张“大中华”，就像拥有了“镇宅之宝”。由于当时抽“中华”烟的人极少，没有几人可直接获得，因此通过“战斗”赢得“大中华”就成了我们最大的动力。

不知是何缘故，学校后来禁止学生玩纸包儿和烟包儿了，我们就自己动手制作铁环。铁环制作起来很简单，只要找一截八号铁丝，将两头锤细锤扁，弯成圆形，再将两头衔接，环就做好了，推手则需找一根细竹竿，其中一头捆一个弯成U形的铁钩即可。清晨，大家呼朋引伴，一人滚一个铁环，沿马路浩浩荡荡奔向学校，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金属音在杨柳湾上空飘荡。

记忆中，老师们对滚铁环倒没下过禁令，想来是玩铁环的同学从来都没有迟到的缘故吧！

能够自己制作一个“火箭炮”在当时是很牛气的。最难得的是要找到一颗步枪子弹，在弹壳的下部凿一个小口子，将里面的弹药全部倒出来，再想办法将子弹头撬松，然后再在子弹壳的中间偏下位置系一细绳，“火箭炮”就算做好了。这时，就只要在小卖部买一板“火炮儿”，每次撕两至三粒塞进“火箭炮”的口子里去，将它高高抛起，落地时就会听见一声巨响。抛得越高，响声就越大。现在想来，当时为了听一个响声，该是花费了多少心思呀！

好玩是天性，每一个年龄阶段都会寻找到适宜的玩具。老师不反对的我们反而没了兴趣，稍长后，瓶盖、弹珠、子弹壳这些寻常物件，像拥有巨大魔力一样，将我们一帮男孩子吸附。于是，在放学的途中，我们会不顾路队长的劝阻，公然脱离队伍，随着瓶盖和弹珠起舞，与子弹壳一路同飞。

我家在医院家属区，瓶盖唾手可得，而苕儿、滑板儿、奶姐儿他们总有办法进入打靶场，能弄到各种各样的子弹壳，我们就相互交换。

这类游戏均需要很好的准头，否则，将有去无回。勇板儿是行中高手，他有百步穿杨的手法，我们好多人都曾惨败于他。一时间，他在我们心目中有如“夺命杀手”一般可怕。

儿时总喜欢不断尝试新的事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伙伴们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并无什么价值，就流行玩硬币了。大家划一条线，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打击对方的硬币，击中后就成了战利品。但这次游戏转型却很快夭折，在学校是断然不敢玩的，放学回家玩总逃不脱家长的耳目。果然，不久就被父亲发现了，他把我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说这是赌博行为，从此就再也不敢触及了。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玩新花样的步伐。杨柳湾大片的农田就是我们的战场，每到周末，最先做完作业的在门口一声吆喝，全湾的伙伴们就都出来了，大家早就计划好了要去“打仗”。每个人都已预先削好了一支“竹枪”。竹管越细越长越好，在底部凿一个小孔。在麦田或者油菜田里都会采到野豌豆，那就是竹枪的“子弹”，备足“子弹”后，大家分成两队，如风一般追逐在田野，煞有介事的战斗随即展开。

油菜虽高，但稍显稀疏，容易暴露目标。战斗打得很惨烈，常常有人被“包饺子”，子弹如疾风暴雨一般射向全身，特别是脸上“中弹”后，会立即红肿，如长满“麻子”一样，又痛又痒。这时，失败一方就会提议移师到麦田里再战。

麦田如青纱帐一般，浓密且利于隐蔽，但不够高，大家就在田间匍匐前行，被“包饺子”的危险降低了，但却大大增加了被麦叶划伤的几率。往往一场战斗下来，大家腿上、手臂上、脸上到处都是划痕。晚上洗澡时，水淋在身上痛得我们“嗷嗷”怪叫。母亲就会又气又恼地教训道：“好玩的牯牛没有一张好皮！”

童年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即使在崇山峻岭中找不到目标，即使在变幻莫测的天空中迷失过方向，却都能任由自己的天性绽放，扑腾着翅膀，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飞翔。哪怕是伤痕累累，哪怕是彷徨与迷茫，那也是成长的烦恼，是一辈子受用的经历与财富。

难忘，那驻留在杨柳湾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