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时，虽说我就一个名字，叫法却有多种。在家里，父母通常会唤我名字后两个字，表示亲近；在生产队，那些长辈或者年纪大我很多的同辈，干脆就在我名字最后一个字后面加上“娃子”，表明我还是个细娃儿；学校就完全不一样了，无论老师学生，都很正规地叫我全名，这也许就是父母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学校读书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吧。那时，我常这么傻乎乎地想。

叫我全名，并非个人特权，大家彼此间的待遇完全一样。规矩先从叫名字和集合站队开始。唯一有所区别的是，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叫老师的名字，特别是当着老师的面，那是大逆不道的事，也没有哪个长红毛的敢这样做。如若谁在背后喊了老师的名字，保不准就有学生打小报告。事实上，被老师批评、罚站或者其他方式的惩罚，好像并不常见。我们知道老师的名字，一般都是从学校课程安排表上得到的。当然，这是相对较大点的学校而言，像我就读的小溪小学，最高峰期才三位老师，而学生也就几十来号人。课程表上只有老师的姓氏，原因很简单：三位老师并不同姓。有无名字，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老师大凡彼此间也是不叫名字的，仍称之为某某老师，有给学生做示范来提高自身地位的嫌疑。换种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只能说当时老师的地位高，完全有别于文化大革命时代，连他们自己不仅真实地感觉到了，还能自主且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用这种形式体现出来。

学生间如果为一件小事干了起来，常用一种非常愚蠢可笑的攻击方式，那就是喊对方父母或者嗲嗲（方言：爷爷）婆婆的名字。起先声音不大，继而慢慢升级，到最后往往变成如下情景：将双手张开五指并拢做成喇叭罩在口前来提高分贝从而达到声音的最大值，使之在狭窄的山谷间回荡，产生出最佳攻击效果。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是个较为含蓄的女同学，最厉害的反击方式无外乎来上几句骂娘，再者，将骂人的话频率提高，机关枪一样扫射，实在顶不住了，就哇哇哇哇嚎起来。那么，如果对方一样是男同学，这戏就有得看了。双方用了同样的方式，比拼着谁叫喊的声音大，回荡的效果强烈。你叫一声，我就连着叫两声或者一鼓作气，直叫得两眼发花耳膜轰鸣，直至最后要借助武力方能结束这场战争。

在这场名字之间的较量中，用得最多也最具实效的逻辑方式就是：“取的名字是喊的，又不是收在尿罐里的！”收就是藏的意思。尿罐一般都放在床底下，自然羞于见人。你有气力，你喊就让你去喊吧！看你能喊成什么样子？似乎有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完全对对方知根知底。餐餐少油寡盐的合渣面饭，看你逞能撑到何时？其结果往往是看似弱者的一方取得胜利。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大名，只有一种情况，这人必是上门女婿无疑。包括我父亲在内，鲍坪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就有好几起例子。颇有戏剧性的一例，我小溪学校那位老师的父亲同样也是队里的上门女婿，与父亲同宗同族，娘家还是邻居生产队。那年月不仅流行勤工俭学，还盛行“支农”活动。学校每学期总要搞那么几次支农，帮临近的生产队割麦子或者扯黄豆撕包谷壳叶。那个被我们喊做苏老师的班主任创作了一出“三句半”，让我和他弟弟即我堂弟在生产队保管室表演，原本是为了表扬他父亲和我父亲两人的，孰知在台上一紧张，便将两个名字全念成了父亲的名字。台下一片笑声，弄得我面红耳赤好不尴尬，后面的节目不知怎样表演完毕的，一如当时的情景如今脑海里也是一片模糊。

后来大概四五年级，对文学没有丝毫概念的我居然就萌发了作家梦，无非也就是作文在班上多次被老师表扬而已。然后呢？就将短句子往长里整，一而三，三而九，居然就整出了些许意思，便又捣鼓文学社团，还给自己弄了个笔名，有点赶时尚的意思。开始只是觉得好玩，玩着玩着就有些在意自己的名字了。这种在意始于自己的文字变为铅字，而父母、老师以及其他长辈的名字便逐渐淡出我的视线，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渐渐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