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往事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四十四周年纪念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前半生戎马倥偬，足迹遍布旧中国的山山水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这个国度的富强繁荣而奔忙。

湘赣边界的小城醴陵，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条件，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渊源。这里不但是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也是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战场之一，相关资料显示，毛泽东一生曾六次到过醴陵。

那么，毛泽东六次来醴陵分别是在什么时候，对醴陵的人民革命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初来醴陵

毛泽东第一次来醴陵是1920年11月下旬。

1920年10月21日前，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湖南的自治运动。在那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崇尚的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

毛泽东对改变中国命运思想的转变，来自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

“五四运动”以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着手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陈独秀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北京等地共产主义思潮影响了毛泽东。

醴陵是反帝制、反封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1906年，同盟会在湘赣边界组织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醴陵是打到军阀、破除迷信、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16年，醴陵栗山坝进步青年王力天、朱孜砻等人，在家乡栗山坝创办了开元小学，以“开新知识，破旧习俗，救国救民”为宗旨，进行教育改革。至此，开元学校被发展成为醴陵革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场所。1924年10月，醴陵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醴陵县特别支部在此成立。

为此，毛泽东于“1920年11月下旬，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的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毛泽东在醴陵、萍乡考察期间，分别复信给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他在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从阳三石到老关

萍浏醴起义与秋收起义，醴陵都是重点地区之一，缘于醴陵地处湘赣边界，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始建于1898年，于1903年建成，接长沙，通安源煤矿，为长沙与安源之间的往返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因此，“1921年冬，毛泽东第二次去安源，是和李立三一起去的，就是从长沙到达阳三石火车站”（见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那一历史时期，萍乡老关、株洲姚家坝均属醴陵管辖，在醴陵境内建有姚家坝、板杉铺、阳三石、老关四座火车站。这次，毛泽东来醴陵，与李立三在阳三石下了火车，步行至老关火车站，再乘车至安源煤矿。1921年底，毛泽东是和李立三一起回了李立三的老家见了谁吗？因为李立三的老家与阳三石火车站相隔不足三百米。

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人的领导下，安源煤矿先后在工人中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支部，于1922年5月1日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为此，毛泽东、杨开慧、李立三赴安源检查工作，再一次来到了醴陵，马不停蹄地来到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向李立三的恩师，醴陵甲种讲习所所长张啸霞了解情况，并询问了社会对学校的反映。第二天，毛泽东在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大成殿教室作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长篇演讲。

醴陵考察农民运动

1927年1月27日（民国15年腊月24日），毛泽东来醴陵考察农民运动。

那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敢支持已经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为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战争，埋下了伏笔。毛泽东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的这一危机。湖南是那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为此，毛泽东回湖南，在1927年的1月4日到2月5日，历时32天，对醴陵、湘潭、衡山、湘乡、长沙等五县展开了考察，并写了一篇实地调查报告，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月27日，那天正是农历12月24日，是醴陵人过小年的日子，上午10时左右，中共醴陵地执委书记罗学瓒、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等率领10多名县、区农民协会干部，赶到醴陵阳三石火车站，迎接毛泽东来醴陵考察，不过，这一批人并没有接到毛泽东。毛泽东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戴晓云的陪同下，由株萍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吴汉卿护送，从长沙乘火车到达醴陵，从车站邮包房出了站，直接去了醴陵县农民协会办公驻地先农坛。罗学瓒获悉后，马上赶回先农坛，去见毛泽东，火速安排毛泽东考察醴陵农民运动的相关事宜。毛泽东这次在醴陵考察，在醴陵城及周边一共考察了五天。于1927年2月1日，正是农历过大年，步行至东富寺南联高小，考查了两天，在孙筱山的陪同下，于2月3日返回醴陵阳三石火车站，乘火车至姚家坝，步行至渌口。那一历史时期，渌口属于醴陵北二区。

毛泽东在醴陵考察，于2月4日才从株洲乘火车返回长沙。不久，毛泽东就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状元洲的湘东特委会议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一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没有得到统一认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从此走向分裂。为此，同年9月，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随后，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漫漫征程。

毛泽东与朱德在1930年9月率领红军来醴陵，是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走向失败的前奏。

1928年6月，李立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兼任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1930年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形成了两项决议，李立三就这两项决议并签署了两项命令。

李立三签署的第一项命令是红军主力部队四个军整编为军团：朱德仍任第一军团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或称党代表。贺龙在湘鄂西的部队改称为第二军团。在赣西北的彭德怀的部队为第三军团。在华中的长江以北山区作战的游击部队改为第四军团，徐向前任总司令，张国涛任政治委员。

李立三签署的另一项命令是命令毛泽东、朱德的队伍以及其他队伍离开农村，攻取工业城市。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对这项命令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的看法都被李立三否决了。在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后，于9月1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了撤围长沙进攻醴陵、萍乡等待时机的命令。红军要来醴陵的消息，由配合红军攻打长沙的醴陵赤卫队、暴动队等，被党组织安排先行回醴陵，报告给了醴陵县委。9月14日，红四军、红三军相继进入醴陵县城，红三军军部设在状元洲。

9月14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朱德与总部人员，在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也来到了醴陵，住在状元洲桥公所。在状元洲，毛泽东用了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原因的报告，对李立三的城市革命中心论进行了驳斥，并做了准备攻打江西吉安的军事部署。9月17日晚，在状元洲，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东特委会议，根据湘东地区游击队发展形势，毛泽东指示湘东特委：组建湘东独立师，将从红一方面军派一个人来任师长。

难忘的“一号任务”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井冈山的几位老同志相继去世，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心情与日惆怅，陪同毛泽东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4月27日清晨，睡觉前，毛泽东对汪东兴发话，要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来一趟。此时，毛泽东面对国内国际形式，决定重上井冈山寻找“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三湾在哪里？”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离开了武汉，来到了长沙

为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1965年4月30日，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的华国锋陪同汪东兴打前站，火车从长沙出发，沿着铁道线先到株洲，再到达醴陵。毛泽东的专列是直接到株洲还是醴陵，汪东兴等人拟了两个方案，由毛主席定夺。毛主席选择了专列到醴陵，再乘汽车向井冈山出发的方案。

令人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期间得了重感冒，直到5月2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才结束了在长沙的21天生活，由张平化和汪东兴等人陪同重上井冈山。

同时，醴陵县公安局局长接到电话紧急通知，说有“一号任务”，便立即带着干警赶到阳三石车站，在车站周围布置秘密警卫，安排警卫力量。

据当时湖南省委办公厅小车队司机赵毅雍回忆：赵毅雍驾驶着吉姆在湘东丘陵的崎岖山路上奔驰，后面跟着十余辆大小车辆，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直奔醴陵。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长沙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运行，“下午两点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见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毛泽东从容地步下专列。当他那伟岸的身躯出现在月台上时，醴陵公安干警和阳三石站内的工作人员这才明白：“一号任务”就是迎接毛主席！

从“胜利杯”到红月季碗

醴陵“毛瓷”往事

何晓鹏

民间关于“毛瓷”的传闻从未间断，关注的人常把它与中国古代专为皇帝制作的官窑瓷联系起来，把“毛瓷”称为“红官窑”。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机构在瓷器使用上以“建国瓷”为代表。由时任国家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正是通过“建国瓷”的研制，使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恢复了因战乱而衰败了几十年的制瓷工艺。

而为毛泽东专门定制瓷具则在此之后，“毛瓷”是对毛泽东专用瓷的一种俗称，但在陶瓷收藏界，它特指1974年醴陵瓷和景德镇的“7501”瓷，这两批专为毛泽东设计研制的瓷具也是20世纪中国制瓷工艺的代表。在这其中，1974年醴陵瓷又是毛泽东去世之前主要使用的瓷具。

从“胜利杯”到带盖鱼盘

在中国，醴陵瓷大有来头，上世纪初曾因民国首任总理熊希龄的扶植而红极一时，所创制的釉下五彩瓷不但得到慈禧的喜爱，还在1915年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与茅台酒一道获得金奖。

毛泽东认识醴陵瓷始于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与当地农民攀谈，据他本人回忆，醴陵的乡亲很好客，每次去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很多小吃招待他。1956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时，指示湖南省委在醴陵成立了瓷器公司。

自那以后，醴陵和景德镇等瓷产区一道承担了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瓷器供应，毛泽东专用瓷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被称为毛泽东“管家”的吴连登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他回忆，主席有两难，睡觉难、吃饭难，文件没看完，他不吃饭。这一等菜就凉了。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

从最早的“胜利杯”到后期的带盖鱼盘，1958年到1974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泽东用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1974年所产的瓷具。

红月季碗的传奇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到湖南，并将于长沙度过其81岁生日。那年仲夏，醴陵群力瓷厂接到上级一个秘密指令，要求研制一种精美的小碗，在主席生日那天使用。

到现在，吴连登也记得那只小碗的样子，很小，胎很薄，又轻，半透明的碗上里外都有月季花彩绘。主席第一次看到这个碗时，高兴地说了一句：“这好啊1

这就是声名远播的“毛瓷”代表——红月季碗，重量只有124克，双面釉下五彩，无铅毒，不含镉，永不褪色。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是一手拿着厚重的书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的时候连碗都拿不稳。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主席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是年秋，吴连登和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会同醴陵县委、县革委一起来到群力瓷厂，布置下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求群力瓷厂必须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这项工作。

绝品“毛瓷”传奇

双面釉下五彩，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肖根如，“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他没想到，正是这个提议开创了双面釉下五彩瓷的样式。

为了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每一个细节开始攻关。担任彩绘总设计的是时任群力瓷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李人中，为这只小碗采用什么花色，他闭门苦思了一个星期，既突出政治，又要有全国代表性，这让他犯难。最后还是在妻子的帮助下，选定了月季花的图案。月季花又名月月红，这与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正相呼应。而红月季碗的泥料也是存量极少的“洪江泥”，在当时便被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而封存。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这批主席专用瓷于1974年11月烧制成功。同样形制的碗一套4件，除红月季碗，另三件的图案为芙蓉、菊花和梅花。红月季碗很快就摆到了身在长沙的毛泽东面前，工作人员回忆，主席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吴连登说，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用的一直是这种碗。

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收存入库，而在制成品中，除了上交的40件精品以及奖励给制作者的极少几件外，其余全部销毁。不久之后，只存几吨的“洪江泥”也被使用一空……这批主席用瓷成了绝品。

2013年6月20日，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湘绣湘瓷艺术精品”拍卖会在香港举行。备受关注的毛泽东生活用瓷釉下五彩瓷碗以1168.4万港币的价格成交，成为全场拍卖价格最高的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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