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故乡开始学习写作的。第一次从乡村移居到县城生活，县城的“繁华”把一个少年击倒，他从未拥有过的城市生活，让他发了一场高烧；县城的电影院和歌舞厅，让外面世界的花花绿绿，挤进了这个小城；入夜后的县城街道铺满了月光，骑着自行车把午夜明亮的街道走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第一次从街边音像摊买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两盘磁带，回到家中把录音机声音开到最大……这些细节，都是我的文学启蒙，在无形当中，县城生活与县城文化，塑造了我的文学人格。

故乡和文学：美好与疼痛并存

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名职业的写作者，故乡一直是我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我的故乡写作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逃离之前，写的是故乡生活的散漫与诗意，充满了自我美化与自我感动；第二个阶段是远走他乡后的背叛，写故乡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用一个城市人的眼光对故乡进行批判；第三个阶段是疲倦之后的回归。“你曾经从故乡连根拔走，如今又贪婪地想再次把故乡据为己有”，网友们的留言，一语道破了那些想要重新逃回故乡的人的心事。

在这三个阶段的写作过程中，相对好一点的作品，出现在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之所以能让自己稍微更满意一点，不是因为人成熟了、文字技巧娴熟了，而是因为看清楚了自己，与自己和故乡都实现了和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不再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对待自己与故乡的历史，发现了人生与社会的运转真相，明白了一些人、一些地方的不容易。

无论是现实中的故乡还是文学里的故乡，美好与疼痛总是并存的。莱昂纳德·科恩说过一句话，“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对于故乡的正反面，我的诠释是，只要有光亮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存在，我们不能一直站在阴影里，而是要走出阴影，尽可能更多地站在光亮的地方。故乡曾让我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一直是一个忐忑的人，而现在，在故乡，我可以做一个坦然的人。

故乡与作家：永远有矛盾与冲突

对于一名70后来说，文学层面的故乡观念，受到过两个时代作家的影响。一是民国时期，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民国时期的作家中，很多人写故乡都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比如鲁迅就写过不少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在《故乡》《祝福》等作品中，鲁迅借描写闰土、祥林嫂等人物，表达出对故乡风物的眷恋以及对故乡人物的悲悯。

沈从文是一位被故乡山水滋养出来的作家，他写《边城》，写《湘西散记》，给中国文学留下了经典的故乡形象，他的“田园牧歌式”的写作，写出来的故乡实在太美、太好了，用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会被怀疑成一种“美图秀秀式”的写法，但之所以沈从文笔下的故乡让人向往、眷念，在于他优秀的文笔。在白话文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就创造了一个白话文写作的高峰。

说沈从文没有批判眼光是错误的。湘西曾经的落后、愚昧和残酷，在他写景写人之余，仍然时常流露于笔端，他对普通人颠沛流离的生活的同情，对战争的厌恶等，也是他的故乡写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还有另外两位作家，萧红和郁达夫，他们的主要作品也都与故乡有紧密联系。萧红的三部重要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是以她熟悉的乡村以及乡村家庭生活为背景创作的。故乡给她留下的回忆，有惨痛，有温暖，而她却让故乡永远活在了她的作品里。

在日本留学、工作过的郁达夫，在作品中除了凭借惊人的坦率与直接吸引读者外，远离故土之后对故乡的观点与情感，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还乡记》《还乡后记》等，大量的内心独白传递出他对故乡的复杂印象。

2000年之后，故乡写作没再诞生经典的，具有广泛的、全社会影响的作品，这是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故乡写作主题的高度与深度，已经被当时活跃的40后、50后作家群写尽了。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余华等等，无不从故乡的土壤里汲取营养，写下了诸多令人动容的长篇。中国现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大多数是可以划归于“故乡主题”写作中的。

故乡与他乡：被撕成两半的人

卡尔维诺的代表作中有一部叫《分成两半的子爵》，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过一部中国女作家写的作品，名字大概叫《一个撕成两半的人》……人的不完整或者残缺，有内在原因导致的，很大程度也可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人被分成或撕成两半之后，总是会身不由己地寻找丢失的那一半，就像卡尔维诺在他《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所要表达的那样：人的这种自我寻找，有的是出于对生存权利的争取，有的是渴望走上一条完整的道路，有的则是通过矢志不移的追求通往自由。

我的年龄，我的生存经历，以及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得“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这个说法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截至目前，我人生的前二十余年，是在乡村和县城度过的，而后二十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两个生存之地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线城市与乡村、小城在地域上的区别，而是乡村观念与城市观念冲撞之后，给一个人造成的巨大痛苦与纠结。

进入大城市，首先就要遵守大城市的规则，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到城里的一家公司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要改掉你的方言发音，你用地方口音与同事交流，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不方便，第二个感受到的就是歧视，我在不同的单位上累积在一起上了差不多十年的班，从未见到过一名同事坚持长期在办公室里说方言，顶多大家在开会或者聚餐喝酒的时候，说一两句方言，不过也多用来自嘲或者供大家嬉笑一番。

第一次把方言改成普通话是极为别扭的，但环境改变人，你很快就会适应用普通话与别人交流。但在回到故乡之后，要立刻切换回方言，不然就会遭受嘲讽——我相信有过离乡在外工作经历的人，多少都会对此有共识。于是，在家乡，你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方言，直到把自己的舌头绕晕……你就变成了一个在语言上被撕成两半的人。

这还不是最为让人感到困扰的，最让人困扰的地方在于，一个城市终于把你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新城市人”，你已经全面接受了城市的规则。而之前二十年你在乡村以及潜规则盛行的小城，一切都不会按照这个规律运转……在漫长的二十年的大城市生活当中，我时常从惊惧中醒来，白天我是忙碌的，要工作要写作要思考，但在夜里，沉睡的时候，我又回到了过去，在梦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活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与亲人中间，在梦中我们争吵、彼此折磨，因此醒来之后望着窗外的晨光，我时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里？

“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这是去年我写在文章里的一句话，这不是结论，更像是个人的一种愿望。故乡是一片土地，静默而宏大地停留在那里，无论何时你回来，山河不变，风月依旧，田野喧哗，昔日少年依然奔走在街头……

作家简介

韩浩月：专栏作家，时评人、影评人。出版有随笔集《错认他乡》《爱如病毒，喜欢潜伏》，影评集《一个人的电影院》，散文集《午睡主义者》《一个人的森林》等。本文是他在广西师大出版社“书店燃灯计划”活动上的分享。

20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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