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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龙伯坚与毛泽东的友情

2022年01月20日 10阅读 来源:株洲日报
“制科递嬗学堂新,借箸前筹极苦辛。今日楚材烂云汉,百年谁念树人人。”

这是清末明初攸县名流余德沅吟咏的一首七绝,旨在表彰攸县龙氏一族对故乡社会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攸县龙家,赫赫有名,1992年新编修的《湖南省志》人物传中收录了龙湛霖、龙璋、龙绂瑞、龙伯坚四位人物,皆为攸县龙氏族裔。一门四人收入省志,除了湘乡曾国藩家族,全省尚无第三例。

本文主人公龙伯坚系著名教育家龙绂瑞之子,也是前清内阁学士、刑部侍郎龙湛霖之孙,亦是有“晚清名县令,共和大功臣”之称的龙璋的堂侄。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世家的青年,却与出身平民家庭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结成深厚友情,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弥久益坚,回望这一段往事,无疑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携手主编《新湖南》

龙伯坚,名毓莹,祖籍攸县槚山,1899年出生于长沙。名门之后,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1915年,年仅16岁的龙伯坚便考入了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立志以后做一名名医。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长沙学生积极响应,龙伯坚积极投入,游行、演讲、办刊等活动,是长沙学生领袖之一。当时,长沙学校均成立学生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为了发动民众,各校多发行周刊。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行《湘江评论》,湘雅学生会发行《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生会发行《岳麓周刊》,甲种工业学校发行《甲工周刊》,明德中学发行《明德周刊》,周南女中发行《女界钟》,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龙伯坚主编《新湖南》。由于《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观点鲜明,言辞犀利,不久就被军阀张敬尧封闭。而《新湖南》此时正逢暑假,外地学生纷纷回家,出版发行缺乏人手,于是龙伯坚决定邀请毛泽东接编《新湖南》,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从此,毛泽东天天来到湘雅学校,在龙伯坚宿舍里撰稿编稿,两人天天见面,无话不谈。毛泽东知识渊博,爱好古典诗词,精通历史,龙伯坚极为钦佩,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家中作客。毛泽东接手《新湖南》后,就将报头“新湖南”三个楷体字改为宋体字,并对报刊内容进行革新。他在革新宣言中写道: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归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此后,《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传统,不断评击军阀张敬尧的暴政。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于是,毛泽东离开长沙,到北京继续从事革命。

1923年,从湘雅毕业的龙伯坚已在长沙仁术医院工作。一晚大雨倾盆,他正值晚班。突然,传达上楼告之:有一个穿短打的人要会你。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穿长衫,劳动人民才穿短衣,长沙人称为“短打”。龙伯坚感到奇怪:这是谁呢?下楼一看,竟是几年不见的毛泽东。只见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裤脚高卷。龙伯坚立即请他上楼,问:“你怎么搞得这个样子?”毛泽东说,他现在遭受当局的迫害,行踪不能公开,而杨开慧生了重病,要请龙伯坚到他家去看病。龙伯坚二话不说,当即跟毛泽东出门,经过韭菜园,沿着一条弯弯曲曲、杂草丛生的小路来到清水塘毛泽东居所。一看,杨开慧患乳腺炎,病情严重,须立即住院。第二天,龙伯坚为杨开慧在仁术医院办好住院手续。毛泽东每天来照料杨开慧,中午就在龙伯坚办公室里吃饭、睡午觉,直到杨开慧病愈出院。此后,两人天各一方,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再度联系。

烽火连天,音问不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龙伯坚在西安任西北行营卫生专员,而毛泽东在延安指挥着敌后抗日。两位许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恢复了联系,并数次通信。毛泽东送给龙伯坚一本他的著作《论持久战》,并在书上题了龙伯坚的名字和他自己的签名,同时还填了一首词给龙伯坚,后来又寄了几本小册子。

有一次,毛泽东来信邀请龙伯坚去延安参观。接到此信后,龙伯坚十分兴奋,准备马上请假去延安一趟,这时,他的好友,时任西北行营高参的方叔章问他,“你这一去还打算回来吗?”龙伯坚回答:“当然回来。”方先生又说:“那你做好准备,你从延安回来,身后会跟一大串特务。”龙伯坚生平最讨厌国民党特务,听了此言,就此作罢,但一直珍藏着毛泽东给他的信、词和著作。

1941年,龙伯坚因肺病复发,离职在贵阳花溪休养。1944年,为避战乱,龙伯坚全家回老家攸县,途经湖南冷水滩,发生翻船事故,虽然人员平安,但随身所带行李包括毛泽东写给他的信、词和著作全部落水散失,这使龙伯坚抱憾终生。

抗战胜利后,龙伯坚第二次担任湖南卫生处长。他虽为省府官员,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而对老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寄予厚望。于是,他暗中参加革命工作,掩护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书记周礼(化名唐光前)住在他家。1949年因国民党特务告密,龙伯坚被捕,直至长沙解放前两天才出狱。

长沙解放后,龙伯坚继续担任湖南省卫生处长,并兼任省人民政府委员。此时,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创刊,由毛泽东题写刊头。龙伯坚见后十分兴奋,马上致信毛泽东,问是否忆及五四时的《新湖南》周刊而题写了此名?并请毛泽东重写抗战期间赠与的诗词。不久,毛泽东回了信。

伯坚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不久,龙伯坚去北京参加全国各省卫生厅长会议。一天,卫生部长傅连璋找到龙伯坚,说:毛主席要接见你,并当即陪同龙伯坚坐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热情接待了这位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并向傅连璋介绍说:这是我从前在湖南搞革命的老同志。晚饭后,毛泽东和龙伯坚畅谈,回忆五四运动时期他们一道搞学生运动,办刊物的青春岁月。毛泽东记忆力很好,对当年湘雅同学中的老熟人,他都叫得出名字,并一一加以询问。对龙伯坚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世家、留学美国,又在国民党政权做官多年的人,能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感到极为高兴。在谈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西医很科学,犹如现代交通工具中的飞机、火车,中医不够科学,犹如交通工具中的独轮车。现在的中国运输,既要飞机、火车,也还要独轮车。”还说:“在旧社会,庙中抽签的药方也不错,它不会医死人的,再说旧社会劳动人民无钱看病,吃了这种方子,有时也碰中了,治好了病。你们医生可将这些药方拿来研究研究。”这晚,两位老朋友相谈甚欢。

厄运当头,不弃承诺

1951年,龙伯坚调任中南卫生部卫生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1953年,又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一级研究员。此时,他充满雄心壮志,准备在中医中药研究领域大干一番,为中国的医药事业作出贡献。

1956年,龙伯坚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旨是说中医中药要加强理论研究,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这一篇文章,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龙伯坚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对党的中医政策”。在经过一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原来的一级研究员降为四级,工资减少一半,并要调他去青海医学院教书。此时龙伯坚年届花甲,体弱多病,难以适应青海的气候环境,无奈之下,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要求不去青海,继续在北京完成《黄帝内经集解》的撰写。没多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来到龙伯坚家,说:你的信毛主席收到了,主席派我来转达他的意见,青海你就不要去了,安心在北京,继续研究你的《黄帝内经》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有“封、资、修”身份的人家都遭抄家挨打。龙伯坚的邻居都挨了打。轮到他时,他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早年也是追随毛主席革命的。”红卫兵质问:“你有什么证明?”龙伯坚旋即将毛泽东的信拿给红卫兵看,红卫兵肃然起敬,马上退出龙宅。国民党元老章士钊先生与龙家是世交,又与毛泽东是密友,经常被毛泽东邀请在中南海聊天、吃饭。一次谈到龙伯坚,毛泽东说:“龙伯坚是一个好人。”章士钊将这一消息告知龙伯坚,自划右派以来,龙伯坚很少听到好话,何况它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听后,龙伯坚半天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1976年,毛泽东去世。闻此噩耗,正在长沙躲避地震的龙伯坚悲痛不已,当即写了四首悼念诗,发表在《湖南日报》上:

六十年来迹已陈,相从犹有旧时人。

能开弱国翻身例,四海弥天拜后尘。

缔造艰难仗导师,志坚瞩远有先知。

长征二万五千里,血泪山河铸史诗。

壮怀伟语笔生花,余事辞章亦大家。

文武能兼谁比得,天公抖擞换中华。

惊雷霹雳震环球,开国雄才史莫侔。

弱草轻尘原一瞬,交游光宠亦名留。

自错划右派后,龙伯坚感到一腔热血,报国无门,遂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黄帝内经集解》上,数十年未曾辍笔。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现存最早最完备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它成书于两千多前,历代除有一些零星校勘和注释外,尚无人加以系统的集解。如果能完成《黄帝内经集解》这一开创性工作,将是对中医学的杰出贡献。龙伯坚虽然学的是西医,但由于家学渊源,有着坚实的古文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萌发了这一宏愿,并为此做了大量资料准备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以致他本来就高度近视的眼睛几近失明。

粉碎“四人帮”以后,龙伯坚的错划右派问题得以平反,有关待遇得以恢复。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完成《黄帝内经集解》撰写任务。然而此时,他已双目失明,不能执笔,只能口述。这时,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极力支持他的写作。沈其震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介绍了龙伯坚写作情况,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亲自作了批示,于是有关部门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将他在“文革”中被挤占的私房退回,又把他学医的儿子龙式昭从长沙调到北京,协助写作。

1982年,《黄帝内经集解》这一巨著终于完成。我国医学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著名医学家张孝骞说,这部书的出版,不仅可促进中西医结合,而且可丰富世界医学史使中外医学家更了然于我国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评价道:这部书出版后,势必能被世界医学史家所采用,来填补世界医学史上这块空白。

《黄帝内经集解》的完成,不仅实现了龙伯坚四十多年的夙愿,也兑现了他对老朋友毛泽东的承诺。

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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