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铁犀”，俗曰：“铁牛”，这一保存已近八百年的铁质文物，自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将其同时与“茶陵古城墙”公布为国家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已成家喻户晓。笔者曾为其如何铸造，尤其是头是空心做过解密，可对其用于“杀水势”，被说成：“就是杀水妖”；其状一物名二“是神兽”。在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茶陵州志》都没有这样记述，实在大有冤枉我们的古人了。而实乃为古人所设二谜，后人未能猜出而已，今来破之，欢迎评说。

据存刻本《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版，即1525年）记：该文物铸造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春，为茶陵县令刘子迈（江西人）奉命筑城（今称“南宋古城”），且按省主管军政、民政的官员安抚余嵘的指示，“期以坚壮，乃于农隙试事”，即在农闲试筑夯土城墙。可“子迈城之，南东枕江，水冲荡，不能城。子迈括铁数千斤，铸为犀，置江岸，以杀水势。乃列木石其下，而土其上，城乃成”。这是大学士张治（1488—1550）从京师辞官，返乡侍奉双目失明的老母时，应知州夏良胜（江西人）特邀编纂州志时的一种追记，事过已294年矣。张治在“循良”篇中介绍刘子迈事迹中称他“铸铁犀”，在绘城图上画其状，旁标文字，为“铁牛”。形成一物名二。长期以来不知何故，就说成了迷信，而不知实为两谜。

上述文字中所设两谜的要破，按当今国家选拔人才的高考是考“隐性知识”。“所谓隐性知识，是指课本文字和试题材料中没有直接表述出来的，而实际上又隐蔽在其中的那种知识内容和知识联系。一个学生如果平时学习中能够注意挖掘和分析隐性知识，可以肯定他的学习效果和知识水平会比不注意这一点的学生要高”（《高考考核内容与要求》，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研究历史文化也若如此，也就不难破解了。

“杀水势”中的“杀”，张治是取古汉语字典释义之一为“降等、减少”之义。宋代筑城，按城墙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为“尊卑有序，不越雷池”。州县一级为“夯土墙”，就是用泥土筑成的墙。茶陵宋代县，古城择址于“洣水环流”又曰“金线吊葫芦”中，南东北三面环水，仅西为陆地，为据险可守，仅西掘一护城河，就四面环水，也才符合古代城市叫“城池”，这“城”即城墙、“池”即护城河。刘子迈在洣水环流的河水边缘筑城，是为“南东枕江”，遇到“水冲荡”，所以“不能城”。为了鼓舞士气，而不致使“坚壮”们失去信心，才有了“铸为犀”之举。

铸成什么样子？茶陵工匠们只见过牛，未见犀。“犀”，“外形略像牛，颈短，四肢粗大，鼻子上有一角或二角，……通称犀牛”（《现代汉语词典》）。刘子迈饱读经书，是余嵘看中“强敏有志”之人，自然会告知工匠们会意“犀”与“牛”去制。

犀能治水，牛能耕田。夏禹治水，众人皆知，就是利用犀鼻子上长角之特点，疏通河道，让条条江河归大海，战胜了洪水，且三过家门而不入。牛埋头耕田，不怕劳累，主人不让息，决不会停止前进。工匠从悟性出发，也就悟出了刘子迈的用意，匠心独运地铸成了一似“犀”，又似“牛”之物。似“犀”为有一角，但长在头上，又不似“犀”；全身像牛，即似“牛”，但仅一角，又不似牛，成了一世界上不见的怪兽。至于具体的“杀水势”，刘子迈并不掉以轻心，而是稳扎稳打，采用了灌溉农业中劳动者早已创立的“打桩法”，叫“列木石其下”，即在沿水边缘一列列地打木桩，再在一列列木桩间垒砌石头，固之成既为河岸，又为墙地基。后来再在地基上夯筑土墙，叫“而土其上”，这就远离了“水冲荡”的直接危害，自然“城乃成”。其“远离”，就是张治所取“杀”之义。这一解谜，就是运用知识与知识间的“那种知识内容和知识联系”。

刘子迈如此让工匠们巧铸一怪兽作载体，置江岸，让筑城者随时可见。张治作为大学士，肯定已知刘子迈别具匠心，才按文化有“雅文化·俗文化”之分而一物二名焉。“雅文化在上层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中流行，又称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俗文化在百姓中流行，又称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和下层文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下称“概述”）。所以至今，地方文化工作者介绍，“铁犀”为官方之称，“铁牛”为百姓中流行。今县城又叫“犀城”，还有“犀城广场”、“犀城大道”等等之命名。而县城也就无任何一物命名“铁牛”，因这非能百姓所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则认为：“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雅俗文化体系·总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从事文化的目的，就是古人所说的：“文以化人”，即用文化作教育的手段或载体去感化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全民文化水准提升，随着传媒手段现代化和快捷化，随着普通话迅速推广，雅俗文化的渗透和融合过程不断加快，雅俗文化的界线逐步淡化”（“概述”）。我们的解谜是历史文化，

张治是将刘子迈这种出神入化巧妙地将雅俗文化相结合来“化人”，才将一物名其二。张治修志时，已附录了“时任荆湖南路属郡丞刘用行”所作《筑城记》（“绍定五年八月记”），但刘用行只字未提“铸犀”，采取隐蔽手法，描绘了其鼓舞作用，即“试事”后，是“众工云兴，万杵（杵为一种一头小，一头大的大木棒的筑城工具）纷如，埏土（指用土和泥）攻石，竭蹙（蹙，在此通蹴，筑城时一种踩踏的动作）以趣（此指本为艰辛而视为乐趣）”。而城筑好后，“于是守者固，居者安，来者蒙而不自知，矧（此作亦、也）知公（公指子迈）之用心哉（指用心良苦）”，这些也就是“实际上又隐蔽在其中的那种知识内容和知识联系”，全靠透过一些现象去“挖掘和分析”才能揭示本质。

古代如此筑“城池”，是既为保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又为保一方官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安居乐业。对这“城”、“官”、“民”三者，谁为最重要？刘用行说：“传（指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不云乎，众心成城”！也被张治在点评中引用，不过他又在后加了一句：“言民之依也”！《辞源》释“众心成城”，“谓心齐力大”。两位先哲透过现象见其本质，道出了“茶陵牛”的来历，也道出了“茶陵精神的实质，若赋予茶陵人则为：茶陵人，人心齐，力量大，则可依。

古人讲究“文以化人”，今人更倡导“以文化人”，都是以文化作载体，去教育感化人，而避免空洞说教。中央党校辛鸣教授说：“当然，这个‘化’是有讲究的。守不住主心骨，没有好的办法，很可能在‘化人’的过程中被‘人化’”（《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2015.5.18，《中国青年报》）。刘子迈“强敏”之举，就守住了“主心骨”，也无疑是个“好办法”，若把“铁犀”这一载体说成：“就是杀水妖”和“是神兽”，来破其谜，无疑已是被“人化”了，而形成一种负能量，是不可取的。

笔者有次去古城墙下散步，就亲见几小孩坐在铁牛背上，一边举手摇晃，一边喊：“嘎！嘎！”可有人说：“下面是铁牛潭，有水妖怪，这个牛一个角，就是斗妖怪的。”结果有一小女孩被吓得直哭而下，钻进母亲的怀里，好在妈妈说：“这是骗人的，是吓唬你们小孩的。”这位母亲只好带小孩离开。这应为不可取的一例。

20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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