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水一路悠悠漫过流星潭，流过状元洲，穿过渌江桥，却在西山脚下回旋观望，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向文笔峰下的姜湾流去。她所观望的，是掩映在西山碧丛之中的渌江书院。

这是一座占地近七千平米的书院，讲堂、内厅、斋堂和考棚都是清代风格。史书告诉我们，这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在原西山书院基础上重修的建筑。循着渌江书院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找到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城东朱子祠右侧建渌江书院的记载。如果再追溯，我们会发现，这个内陆小县，自南宋至清代，竟然在渌江两岸相继办过七座书院，吸引过最顶尖的学者前来讲学授徒。

沿着历史的脚步，拨开时空的遮掩，我们会发现一座文化意义上的渌江书院。她容纳万端、兼收并蓄，浸润湖湘之韵，是醴陵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座重殿。渌江书院的前世今生，就是一部生动的醴陵文化演变史；渌江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历程，就是一部醴陵人的心灵史。

醴陵人文滥觞

自东汉置县以来，醴陵之名千年未易，只是这个小县城就像南方的众多城市一样，是中原文化所忽视的南蛮之地。直到西晋永嘉之乱，晋室东渡，南方社会文化大发展，醴陵一地开始留下文人骚客的足迹，他们的文字成为醴陵文化之滥觞。

最早与醴陵结缘的是陶渊明。这个乐于搜奇志异的江西人，在《续搜神记》中这样写道：“长沙醴陵县有小水一处，名梅花泉。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流出，有新砍木片逐水流下，深山人迹，樵人异之。相谓曰：可试入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上。”陶渊明是江西宜丰人，虽然仅从这近乎描写另一个桃花源的文字中，我们无法确定陶渊明是否来过邻省的醴陵，但“醴陵”二字出现在中国最伟大的田园诗人笔下，足以让世人知道醴陵，足以让醴陵人骄傲了。

另一个与醴陵结缘的，是唐朝名相房玄龄。唐贞观十三年（639），大将尉迟敬德出检巡案到达醴陵的太屏山（今王坊镇境内），见此处地势险峻，云雾缥缈，林木丰茂，谷泉涌流，就在此建寺。寺院建好了，这么一件功德大事，总要写篇文章刻成碑记载下来让后世称颂吧！由谁来写呢？他想到了昔日同在秦王府今朝同在君王殿的宰相房玄龄。

在遥远的长安城里，房玄龄凝神挥毫，运笔成风，一挥而就。在这篇88个字的碑文里，他既肯定了醴陵“远瞻昆仑，近缀衡庐；南通闽广，北达荆吴”的重要地理位置，也毫不吝啬地用“威振山河”、“公心如山”这样的文字称颂建寺者。大唐帝国的两位开国元勋，用战斗情谊共同完成了一篇醴陵的外来文学作品，书写了醴陵人的新骄傲。

大唐帝国广袤的国土给文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醴陵这一“吴楚咽喉”，开始接纳越来越多的文人，并在一次次的接纳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底蕴。

著名诗人杜荀鹤在“一雨三秋色”时登临唐兴寺小阁，感叹“白日生新事，何时得暂闲”；唐代著名诗僧齐己在这里写诗寄给明月山僧，表示“要上诸峰去，无妨半夜行”；而李群玉则在这里写下“别酒离亭十里强，半醒半醉引愁长”的传奇诗句……一次次不经意的路过，一次次不经意的书写，都被醴陵一一珍藏，也一次次地丰富着醴陵文化。

公元904年的一个五月天，晚唐著名诗人韩偓来到了醴陵。这个生在晚唐乱世的诗人，空有忠君报国之心，却被权臣朱温迫害，一再被贬，离庙堂越来越远，心也越来越寒，最后弃官南下，过湖北、进长沙，辗转环顾以求避乱之地，直到被步步胜绝、山水益秀的醴陵吸引而停驻下来。

虽然韩偓来醴是“贵就深僻，以便疏慵”，但在流寓醴陵一年多的日子里，“其心无一日不在朝廷”。905年的草长莺飞时节，诗人登临西山，在纪念大唐开国元勋李靖驻兵的靖兴寺前，看到繁艳无比的杜鹃花，韩偓写下“一园红艳醉坡陀，自比连梢簇蒨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的诗句。

醴陵是幸运的，在一年多的日子里，感受了韩偓的才情和胸怀。韩偓是慷慨的，在一年多的忧伤避世中，留下了12首优美诗篇，成为醴陵也是中国文学的珍贵财产。那句“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写尽自己未能杀身报国的痛苦心情，深深影响着后世文人。

书院与宋明理学

如果说唐代及以前的文人不经意间在醴陵种下了人文之树的话，那么，宋明两朝则让这棵树变得茁壮起来。

首先站出来的是大文学家欧阳修。在他的文集中，我们能看到一篇叫《御书阁记》的文章，讲的是醴陵王仙镇登真观因藏有唐玄宗御书“王仙登真之观”六个大字，宋太宗取去阅后归还并另赐御书飞白字的事。这是一篇典型的欧体文章，严谨简洁地叙述宋太祖为醴陵登真观赐御书飞白字的记由，反映出醴陵人文历史的积淀，引起了这位文坛领袖的重视。

到了南宋，更多的文人与醴陵结缘。第一位是李植，泗州临淮(今江苏泗洪县)人，曾为康王赵构府僚，“靖康之变”后，因文韬武略出众，升为户部员外郎。时值秦桧当道，李植愤然辞职，寓居醴陵，十九年杜门不仕，耿耿气节，辉映渌水。

李植之后，往来醴陵的文人就更多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途经醴陵遇雨，感到“寒从平野有，雨傍远山多”；范成大到广西桂林去当知府，从江西出发经过醴陵，看到“渌水桥边县，门前柳已黄”，感叹“湘东二月春才到，恰有山樱一树花”；江西诗派著名诗人刘克庄《过醴陵》时发现“市上俚音多楚语，桥边碧色是湘流”，想到自己失意江湖，不禁“目断羁魂起暮愁”……

而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吕祖谦（字东莱）的前来，则让醴陵成为湖湘文化的重镇。

1165年，张栻在长沙授徒传业，很快声名远播，湖湘学派极盛。热烈的学术活动激发了朱熹的湖湘之行。

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过湘赣古道，经醴陵而至长沙。在岳麓书院，38岁的朱熹与35岁的张栻以辩诘的方式，把自己的学术思考自由地呈现在湖湘学子之前，“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当时陪同朱熹而来的弟子范念德如是记述道。

在长沙，朱熹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与张栻讨论了相当广泛的学术问题，其间还应邀到长沙的城南书院讲学，并与张栻同游南岳，而后自南岳返槠洲（今株洲）始分别。

顺着来时的反方向，朱熹又一次到了醴陵，与上次行路匆匆不同，这一次朱熹在醴陵停留了两日，并在青云山的县学宫（渌江书院前身）开坛讲学，醴陵士子“肃衣冠而至”。后来，醴陵人在他设坛讲学的地方立起了朱子石像，现代《辞海》朱熹条目下选用的朱熹画像就是这幅石刻像。对朱子的崇拜和景仰，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自宋以后历朝历代，即使是炮火喧嚣、救死不暇的年代，醴陵人都像保护自己的祖宗牌位一样保护着朱子的石像，这其中躲过了日寇的铁蹄，也熬过了“文革”的浩劫。

同样在1167年，得知朱熹北上的吕祖谦东来，选择醴陵作为会面之所。只是，当吕祖谦匆匆赶到时，“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早已飘然远去。更让吕祖谦难过的是，朱熹已经在这里掀起了一片理学热潮，浙东学派的心学似乎没有了位置。我们很难想像他当时的心情，是继续追随朱熹的脚步，还是回到金华老家？是接受浙东学派的失势，还是证明浙东学派同样伟大？历史告诉我们，年届三十的吕夫子在醴陵治北三十里的简家冲创立书院，用人们很不习惯的金华话大力弘扬其学说。

醴陵人没有所谓的门户之见，只要是真正的学问，都接受。所以，东莱书院一开张，“醴人望风景从，争相亲炙”。面对渌水两岸的莘莘学子，这位学术大师不忍离去，在湘东红壤松泉中的陋室里寓居三年。这时的朱熹，早已驰骋于众多名山书院间，令脱身不得的吕夫子好不懊恼！后来，渌江书院（县学宫）缺教员，昔日的朱子阵地向他发出了延席邀请，厚道的吕东莱又不得不往返于城乡之间，苦苦支撑着渌江、东莱两片讲台，在醴陵传经布道。

幸好有张栻在岳麓书院，两地相距不算太远，得以时相往来，互相探访。张栻的每一次造访，对于醴陵的学子都是顶级的文化盛宴。讲学论道之余，二人常在渌江河畔，信步而行，县城南门的一座普普通通的石板桥，因为他们走过，“二圣桥”的名字延续至今。

1194年，朱熹拖着沉重的步履又一次来到醴陵，当年的豪气在滚滚红尘中几乎被耗尽，陪侍左右的两位学生竟是醴陵人，一个是吴猎，一个是黎贵臣。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术真传的第一人，按史书的说法，“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吴）猎又亲炙之。湖湘之学一出于正，（吴）猎实表率之。”另一高足黎贵臣，早在宋淳熙二年（1175），便在县城南郊创建了第一座醴陵人办的书院—昭文书院，传播朱子之学。在两位爱徒的搀扶下，朱熹再一次来到青云山学宫，在自己的石像前长时间驻足，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平添许多喟叹，酸楚悲凉溢于笔端：“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

“东南三贤”辞世三百年后的1507年，另一位旷世大师踏进了醴陵书院的大门，他就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字阳明）。在刚刚结束的官场斗争中，他被宦官刘瑾参去了兵部主事，贬为贵州龙场的一个驿丞，赴任途经醴陵，留宿泗洲寺。失却了报效朝廷的机会，也没有了叱咤风云舍我其谁的豪情，在寂寞的贬官路上，落魄的王守仁不忘治学，“水南昏黑投僧寺，还理羲编坐夜长”。让他宽慰的是，醴陵学子请他讲学。宽慰中让他莫可明状的是，渌江书院推崇的先贤中，有抨击心学的朱熹。当年，厚道的吕东莱为了调和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分歧，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与朱熹见面。谁知双方辩论了三天，不但没有达到吕东莱希望的观点“会归于一”，反而越争越烈，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这一分歧和由此造成的抨击，一直没有停止，而且随着理学地位的提升，心学渐成招架之势。现在，作为陆九渊衣钵的继承者，他要面对传承朱子学说的醴陵学子。

历史给了陆王心学一个“鹅湖之会”后正名的机会。虽然王阳明不喜欢朱熹，在渌江书院的讲学多了几分肃然，少了几分平和，虽然他在讲坛还击和清算程朱理学，把自己反教条、反传统的学术观点揉进学说之中，可他没有想到，承载过“东南三贤”的渌江书院，并不看重理学和心学的差异，也不在乎王阳明对他们心目中文化偶像的批评，只要是真正的学问，就会赢得尊敬和赞赏。这让他意外和感动，也让他的讲学更加尽心尽力。

三年后，刘瑾伏诛，王守仁奉诏还京，再次途经醴陵，仍住泗洲寺，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王守仁再一次开坛讲学，不过这一次他没有了三年前的肃然和对朱子的强烈抨击，表现了对朱子的尊重和对程朱理学的宽容。兴之所至，王守仁又一次登上了西山，在靖兴寺旁留下了“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的豪迈诗篇。

1544年，王守仁的门生邹守益来醴讲学，从者甚众。和恩师王阳明一样，他没有排斥程朱理学，而是努力寻求二者的融合，并表现出了对朱熹、张轼和吕东莱的极大崇敬。后来，醴陵人建超然书院（清康熙六年改名文成书院），以纪念王守仁。陆王心学，终于成为醴陵学子的又一圭臬，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在王守仁浙江余姚的老家，现代人恐怕很难寻访到他的故居了，而远在千里之遥的醴陵，当年王守仁寓居并作诗的住所泗洲寺仍保留至今。

左宗棠与渌江书院

渌江水不舍昼夜，向西流去。经历过明清巨变的醴陵，书院文化在乾隆年间走向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渌江书院的重建。

乾隆年间，醴陵先后又建立了江东、近思两座书院，重建了渌江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重建于乾隆十八年的渌江书院。在知县管乐的倡导下，醴陵人在青云山的朱子祠旁，以渌江书院的名字继承了这块土地上全部的文化传统，接过了朱子传经布道的担子。道光年间的知县陈心炳以城市喧嚣不宜治学为由，将渌江书院移建于今址（西山书院旧址）。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清爽宜人，是读书人求知识、做学问的好地方，醴陵学子从此过上了“百里莺啼喧昼暖，六斋灯火破春眠”的治学生活。

道光十七年（1837），25岁的举人左宗棠来到了渌江书院，出任山长。左宗棠用审时度势、吞吐古今的胆识和才具，为这块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名教乐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渌江书院，他第一件事就是整肃院规和督勉教风学风。他以朱子的“洒扫、应对、进退三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作为院规考察学生，视生如子。从修身齐家入手，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育人目的，左宗棠抓住了教育的实质和根本。紧接着，他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删削了子史经义中空洞的说教，而增加了舆地、兵法和农经等课程。

在左宗棠出任渌江书院山长的第一年，这个失意书生获得了快意人生的机缘。两江总督陶澍阅边到江西，告假回湖南老家安化省亲，途经醴陵。在下榻的县公馆门前，一副对联让这位两江总督怦然心动：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对联洋溢着对陶澍的赞赏和敬佩，并写出了陶澍一生中的旷世之荣——道光皇帝曾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他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如果这副对联只是让陶澍欣赏，那么走进公馆后又一副对联则让他大为开怀：

一县好山为公立，

两度渌水俟君清。

花甲之年的陶澍心花怒放之余，连连询问两副对联的作者是谁。听说是一位25岁的举人后，陶澍没有兴趣面对地方官员的工作汇报和富绅豪客的高档宴请，当即提出要见左宗棠，并派自己的舆马去接。

气宇轩昂的左宗棠来了，爱才的陶澍一见倾心，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促膝长谈，纵论天下大事。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做陶澍的学生，陶澍欣然应允，并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自己才五岁的独子陶桄指给左宗棠为婿。

左宗棠的不朽事业由此起步。后来的故事，大凡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左宗棠成就的旷世伟业，既源于渌江书院的机缘，更少不了渌江书院培养的人才的支撑。他出任陕甘总督，先后有渌江书院门生数十人跟随效力。这些弟子们在左宗棠的调教下，个个都有犁庭扫穴、挥斥千钧的胆识和豪气，著名者有广东提督、统带水师张拔萃，甘肃提督余明发，闽浙副将、镇威将军林传榜，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张云级……

1861年，左宗棠率军驰援祁门，道经醴陵。醴陵文武官员匍匐郊迎，左宗棠仅颔首而已。当见到渌江书院的学子们前来时，左宗棠却立即翻身下马，与之握手，携行十余里，谈笑风生。左宗棠对渌江书院的感情，深厚如斯！

年轻的左宗棠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趣向统驭着古老的渌江书院，那种“一意干将去”的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学风，深深影响着近代的醴陵学子，培养了醴陵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胆识和气魄；造就了百里同心、万民兴教的民气民风；形成了开放务实、经世济用的教风学风。

近代的渌江书院名噪湖湘声闻海内，醴陵在两千年的文化积淀中，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才井喷时代。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宁调元、程潜、李立三、左权、蔡申熙、陈明仁、汤飞凡、黎澍等众多醴陵人以“持之不疑、行之不悔”的湖湘精神活跃在不同领域的最高层面，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天空中璀璨的群星，闪耀着令后世惊艳的光芒。

渌江书院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停办，改为渌江高等小学堂。此后多次更名，昔日的学术活动不再，粉壁黛瓦马头墙静隐于西山之腰，日渐斑驳。只有山脚的渌江水，浅吟低唱地流过左家洲，流向文笔峰，诉说醴陵深厚的历史文脉……

20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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