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更加重视

宋朝较以往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国家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不仅承继了祭祀、籍田等典仪制度，而且采取了更有效的劝农措施。

宋神宗天禧四年正月，朝廷进一步下诏改天下诸路提点刑狱使兼任“劝农使副使”，各赐给《农田敕》一部以及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唐人韩谔所著《四时纂要》等农书“以助民务”。

在宋朝，每到耕田伊始，各地官员们便会率僚属到乡间地头，劝谕宗族长老们督导本族子弟尽心务农。相关活动以及大量《劝农文》的发布，对于引导乡民们热爱乡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一定作用。

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朝廷经常发布有关农田水利建设的诏令，将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王安石变法时曾颁布“农田水利法”，要求各地要大兴水利工程，用工和建筑材料除向当地乡民分派外，不足部分还可向朝廷申请补助，有些重点工程靠一州一县的力量无法完成，可以联合若干州县共同兴办。宋神宗朝熙宁年间，王安石派人到各路进行水利考察，在各地设置了水利官，还对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类似这样的农田水利热潮在两宋时代此起彼伏，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向朝廷报告，其所辖的浙东州县新修河浦斗门29处，增修开浚浅狭塘壕、斗门、河堰、湖埂等63处，可灌溉民田24.9万亩。

掀起农业科技热潮

宋朝十分重视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除大量翻刻前人的农书外，还鼓励各地官员和热心农业的士人编纂新的农业科技书籍，出现了《陈旉农书》《耕织图诗》《蚕书》《荔枝谱》《橘录》等新农书。《中国农学书录》收录的历代农书有542种，其中宋朝就有108种。

宋朝农书中提出了一些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比如，过去通常采用土地轮休的方式保持地力，南宋农学家陈旉提出“地力常新壮”，认为只要能时常加入新而肥沃的土壤就可以保持地力，这一提法较西方相关农学理论早了700年，在实际运用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宋朝的“炒钢”“灌钢”等冶炼法进一步成熟，以往的铁制农具逐渐被钢刃的熟铁农具取代，农耕工具出现了又一次飞跃。钢刃的熟铁农具相对小巧轻薄，它的大量应用推动了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宋朝每期科举录取的名额通常是唐朝的10多倍，大批农家子弟因此能通过科举而入仕，他们了解农业，对乡村有感情，积极投身到了农业科技的探索和发明创造中，王安石和梅尧臣共同完成了《和农具诗十五首》，赞颂犁、耧、锄、水车、扇车等农具。为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官员武允成发明了一种木制踏犁，以人力代替畜力，效果很好。

城镇化改变乡村生活

宋朝为适应商品交换增加的需求，将军镇的职能逐渐向乡村商品交易市场转变，广大乡村出现了大量定期开市的“草市”。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市、店、埠、墟、集、场、坊、河渡一类的“草市”27607处，每年可为朝廷增加商业税收420多万贯。

这些新兴的“草市”就是乡村里的新城镇，它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有效地集中起乡村商品并将其输入城市，使更多偏远地区成为市镇的市场辐射区域，将那里的农户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成为商品流、物资流和人员流的新节点。

重视乡规民约治理

宋朝在加强州、县政权权建设的同时，通过乡里制度改革以及保甲法等措施将皇权不断向下滲透，在县以下设置了乡里、都保等乡村体制，组成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

乡规民约涵盖范围很广泛，从乡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育社交、礼俗礼仪到鬼神崇拜、文化娱乐、耕作休闲等都在其中。这些乡规民约教导大家孝养父母、修德行善、敬畏天地、不杀生命、不损他人、不贪女色等。

宋朝强调基层村民加强自我治理的重要性，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成文的乡约，称为《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只是宋朝众多乡规民约的代表，宋朝返乡的地方官员、知识分子以及有知识的富裕农户、有影响力的宗族长老都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乡贤治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2020-01-18

00:00:00:0陈忠海149607802宋朝的“新农村建设”/enpproperty-->2020-01-18

00:00:00:0陈忠海14960780c1496078.html2宋朝的“新农村建设”/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