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一组一百多年前的醴陵景观照片。作者名叫恩斯特·柏石曼，德国建筑师，1906年，33岁的他第二次来华，历时三年、行走中国十二省区数万里，摄下数千张关于中国建筑景观的照片，并以此先后出版六部使整个西方建筑世界对中国惊叹、倾倒的学术著作。醴陵的这一组摄影，就收辑在其中《如诗如画般的华夏大地建筑与风景》一书，成为这位后来享有盛誉的建筑师兼摄影家的出色作品。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去面对这些视角独特、技巧圆熟、画面清晰的“历史”，感情不能不十分复杂并且沉重。就如网上曾评论的那样：只能“靠一种思念和乡愁去回溯，靠一种悲悯和救赎去触摸。”这些照片所拍摄的景象，大多已如云似烟离我们远去。它们还能唤起我们的记忆和视觉，似乎还得好好感谢这个柏石曼。

且看这最独目显眼第一幅，无疑应是渌江桥。一座连跨五墩的木桥，仿佛还带着八百年前范成大走过时赋诗吟咏的气息、刘克庄牵马而行踩踏桥面的声响；桥下横曳一艘遮盖着乌篷的旧船（民间俗称为“乌春子”），它的出现，打破了如镜一般水面的宁静、桥墩平列渐去渐远的悠然，整个画面顿时平添动态的节奏美感。而孤船萧索无主、踏板寂寥横陈，似又隐隐透露出大清末世的凄凉。最绝妙的是桥上那且密且疏的行者：或挑担、或驻足、或聚拥，影影绰绰又历历在目，你似乎隐约可闻满桥那脚步杂踏、众口喧哗之声，清晰可见挑者肩上扁担的闪悠、臂下双桶的晃荡。这真是一幅兼有风俗画意味的杰作。你还会发现，桥上绝对没有推土车而过的人。这就证实了醴陵人对这座桥代代相传立下的“祖规”：推车过河，请走西门摆渡。因为不容易呀！醴陵人太需要这座桥。为了它，不屈不挠经历了二十多次毁圯后的重建，才使它从南宋创建起经历了八百年。恩斯特·柏石曼拍摄到的这一座，再建于清末光绪三年（1877年）。这位兼职摄影家可能绝未想到，就在他来华于此摄影离开这里刚过十二年，残暴虐民的北洋军人又使它毁于一炬。1918年便成为这座古城永远的痛，也使柏石曼的摄影存照成为珍贵的历史绝版。《民国醴陵县志》记叙了这椎心泣血的一页（1925年竣工的渌江大石桥为其第二十一次最后重建）。

另外三幅都是关于醴陵的牌楼。这类作品在柏石曼书中占极大比重，从燕赵北国到两广南疆，从湘赣古道到闽皖村落，风格各异美不胜收，洋溢着这位见识卓越的建筑大师对其惊叹、景仰和热爱之情。

牌楼又称牌坊，由坚固的花岗岩石及圆雕、浮雕艺术组合而成，富丽堂皇，精妙绝伦。这三幅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名曰“贞孝节烈总坊”，《民国醴陵县志》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邑人倡议集节孝苗裔，醵资购地于东城训导署右，重建总坊，构祠致祭。”由进士入翰林后来曾任湖北布政使的县人黄彭年，曾为之作记并题坊额石刻。因牌坊的竖立方向是与东正街横列平行且正面朝南，所以节烈祠的坐向也应该是一样，在牌坊后今醴陵一中从东正街上青云山的位置。故牌坊正面左侧为西即节烈祠，右侧为东则是县学官副手驻地训导署，及清乾隆年间由原来学宫（文庙）创建的渌江书院和初名“近思书院”的朱子祠（清道光年间渌江书院才迁建于西山）。来自桂阳州的清嘉庆时醴陵县训导吴鲸，就是在这里写下他有名的诗篇《咏渌江筒车》。这一片地域，建国以来先后成为醴陵一中和县教育局所在地，许多建筑今已荡然无存。侥幸保存下来的这座牌坊，最终也未能躲过“文革”之劫，被毫无顾惜地拆除。

另外两幅一题为“文昌楼及家族庭院”，一未题名笼统称为“醴陵牌楼”。文昌楼就是文昌阁，照片上半亩方塘倒影门楼庭院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历百年沧桑，演变为狭窄的姜湾老街；而姜岭之颠飞阁凌空的文昌楼犹存，其雄姿足可媲美于长沙古城墙上的天心阁。建国后百年殿阁虽已朽败，尚一直保留。上世纪80年代初，因改建学校被全部拆除，空留一方“文昌阁”乾隆古碑，寂寞地嵌于学校瓷砖外墙。

另一幅“醴陵牌楼”实为节烈祠门楼，以前笔者曾认为是“文庙门楼”有误。现据百花文艺出版社沈弘译著《寻访》（1906—1909

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之照片考核，应订正为节烈祠门楼，照片门额下半部，“节烈总祠”四字依稀可见。据民国县志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建先农坛于醴陵东正街。柏石曼拍摄的这一张照片，为县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门楼左侧石柱上悬有一木牌，在放大镜下去看，“先农殿工程局”六个大字赫然在目，祠址与先农坛相距在五百米以内。如此浩大的工程，工期至少不能少于一年，正与他第二次来华时间相符。

门楼与牌坊虽属同一类建筑，但也存在较大差别。一是牌坊可以独立存在，而且规模气势比门楼要雄伟；二是门楼一般都与府第庭院之围墙相连缀。这座“醴陵牌楼”也即“节烈祠门楼”，和文昌门楼一样，都是山垛墙造型呈两层结构，凤首檐角飞翘高昂，浮雕缕饰精巧富丽，显示出清代建筑的艺术水平和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智慧与才能。

在前面所提“节烈总坊”这一幅画面上，左面的建筑就是节烈总祠，其右面则可见石坊门柱后有一带白粉墙，墙前是半截高仅数尺、雕工精巧的石制围栏，按规制应该是原“学宫”即文庙门前被称为“泮池”的建筑；与节烈祠仅一院之隔。池后并排即训导署和清道光以前未迁建的“渌江书院”。

清乾隆八年（1743年）刊行的《醴陵县志》曾载东正街有角鲤池巷、丁家巷、学廨官巷等支巷，同年并迁建文庙于何家码头北面。角鲤池巷即位于当时新建的文庙大成殿西侧。相传宋代有个孝子名叫丁少连，因母亲爱吃鲜鱼，在此巷内凿池蓄鱼以供奉养，忽一日捞得鲤鱼惊见其头上生角，不忍杀之放生，角鲤击水化龙而去，角鲤池巷由此得名（清志载又名“化龙巷”，民间俗称“水巷子”）。而学廨官巷名称这么复杂拗口，是因其位于“节孝坊”旁训导署及渌江书院（原为学宫，清乾隆十八年改建为书院）的西面，学宫、训导署均属公署（“廨”原意即是“官舍”），故总括而得此名。后有龙姓族人迁居城东在此建立祠堂，改名为“龙家巷”，就通俗顺口得多。

这几条古巷，和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及同治九年（1870年）所修县志“县城图”中各有标示的“伍家巷”（今改名为中兴街），经历数百年沧桑至今犹存（其中龙家巷近年已改建为“厉节路”）。那时的东正街从东门浮桥渡口，到今渌江桥下游十字街尾的河巷码头，和北门、西门大街一样，一色是用麻石凿成的石板铺砌，街面宽不及丈，其临河一面所建的房屋，则是一幢幢木板吊脚楼鳞次栉比，楼下大多空旷并以高高的墩柱支撑，任由每年必来的洪水冲刷；在楼上凭栏俯视水运繁盛的渌江，眼前可见舟楫穿梭不断，耳边可听船歌号子声声，一派江南水廓胜景，足可媲美湘西凤凰临河吊脚楼的风光。

俱往矣。时代之演变、历史之沧桑，也包括人们文化认知的失误。渌江大石桥如今又已过90周岁了（1925年建成），历经洗濯的认识良知，总应该使我们有所长进，使我们懂得去珍惜应该保护的一切。

一百年前的文庙和节烈祠那块昭示先农坛兴工修建的木牌仿佛还在，那座华丽瑰奇的门楼建筑仿佛还在我们眼前晃动。当年柏石曼没来得及把先农坛摄入影集，是否有所遗憾？因为今天在醴陵这座古城，它已是唯一完整的百年存留。让我们怀着如他所抱的敬畏，到这所殿堂去观瞻顶礼、去徘徊盘桓……

201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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