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琳
6月12日,是曾经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发生80周年纪念日。在“平江惨案”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个与株洲有关的烈士,他为了革命事业,走遍万水千山,上过井冈山,在红色瑞金工作过;走过万里长征,在三边与蒙古首领结过盟;以八路军少校团副身份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活动,就在将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前夕,“平江惨案”发生,壮烈牺牲,年仅32岁。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他们的事迹不能被时间所遗忘。
新中国成立后,罗梓铭烈士的后人一直生活在株洲。日前,市党史办开始编写有关罗梓铭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
为了对罗梓铭烈士有一个全新、全面的认识,记者一年来在其孙子罗勇的带领下,先后走访了瑞金、遵义、环县、平江等罗梓铭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追寻烈士足迹,只为让英雄的精神永存。
在瑞金
为红军输送了几百名热血青年
向刘少奇请教过写毛笔字、写文章
2018年7月,瑞金。一场雨浇灭了当地炎热的天气,这座位于赣南莽莽群山中的小城,是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城西的沙洲坝有一口“红井”,清冽甘甜的水一直在小学课本里流淌,浸润着一代代接班人的心田。记者来到时,天正下着雨,打着伞在井边用竹筒舀水喝的人络绎不绝,附近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离“红井”不远处便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那是一栋老式土砖结构的天井式住宅,天井附近的墙面上挂着罗梓铭烈士像。80多年前,他作为工人代表,是临时最高法院陪审员,在院长董必武领导下,参与了当时轰动苏区的左祥云等人贪污一案的审判。
当地著名党史专家严帆介绍,罗梓铭是1933年初来到瑞金的,当时他是作为湘鄂赣省代表,出席了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会上,他汇报了湘鄂赣省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受到时任苏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的器重,当选为中国店员和手艺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工会党团书记,留在了中央苏区工作,协助刘少奇积极开展了苏区工人运动,特别是在保障工人利益、开展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苏区的生活十分艰苦,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多粮食的定量。罗梓铭用小蒲叶包装着饭,分成两顿吃,吃的菜不仅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只好把青菜沤酸用白水煮着吃,或者抓几个辣椒在火上烤一烤。他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低,就常到楼上刘少奇的房里,向刘少奇请教,学习写毛笔字、写文章,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过文章。
1933年秋,猛烈的西北风卷着乌云,笼罩在中央苏区的上空。面对着弥漫的硝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罗梓铭协助刘少奇组建以苏区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并奉命到广昌和赣南地区做战地动员工作,发动赣南的工、农、青、妇组织,输送了几百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出现了“父母送儿上前线,夫妻双双上战场”的动人景象。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罗梓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珍藏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中,其中就有罗梓铭的名字。到了7月,随着时局变化,罗梓铭调任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开始为红军长征做准备。3个月后,他便受命编到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开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离开赣南这片土地。
在遵义
担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
教新兵将敌军帽子改成红军帽子
位于贵州北部的遵义城,是一座改变中国命运的城市。而在湘江河畔,凤凰山下的闹市区里,有一栋两层楼的青砖木结构房屋,那是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在进军途中帮助人民群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组织,也是黔北高原上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旧址里挂着罗梓铭的画像。
据史料记载:1935年1月9日,红军长征到达黔北重镇遵义,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老城省立第三中学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在新城豫章学校建立起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任主席,徐特立、毛泽民分别担任教育委员和财务委员。
当地党史专家介绍,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罗梓铭积极推行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和土地法、劳动法,发动劳苦群众没收地主土豪土地财产为红军筹款,为扩建红军,组织工人纠察队、革命先锋队等群众武装,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红军在遵义期间,当地参加红军的人激增,多了四五千名新战士,有的战士一时领不到军装。罗梓铭曾经做过裁缝,徐特立就教他把缴获的敌军帽子改成红军帽子,即拆开后用竹篾片作“遮阳”,用红布剪好五角星再贴上。后来,罗梓铭在遵义扩兵会议上,他也教新兵这样做,在部队传为佳话。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新根据地的决议。红军决定渡过长江,撤离遵义,罗梓铭结束了在遵义的使命,继续踏上长征的征途。临走前,罗梓铭召集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开会作了动员和安排。张士民是在遵义参加革命的一位女同志。据她回忆,当时罗梓铭怕她行军有困难,要她留下,但怎么也说服不了她,最后只得让她随军长征,还让她带领革命委员会的部分人员和《红军之友社》部分成员,跟随红三军团政治部踏上长征之途,途中懒板凳(南白镇)成立的一个革命委员会,也加入到了这支长征队伍。
在陕甘宁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与4名蒙族首领结盟为兄弟
河连湾村是黄土高坡下的一个寂静小村庄,环河在旁缓缓地流淌,国道上不断传来大货车呼啸的声音,路面不时荡起阵阵灰尘。
80年多前,这里曾打响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时常有人来此凭吊;
这里,还有一个中国革命重要纪念地——河连湾陕甘宁省政府旧址纪念馆。纪念馆是一个小四合院,其中一个展厅里挂着罗梓铭的画像。80年多前,他也曾经在这里战斗过。
根据史料记载,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西征,中共中央新设陕甘宁省,省委驻地就在河连湾。李富春担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罗梓铭任组织部部长,下辖定边、安边、赤安、环县、豫海等多县的党组织。
环县党史专家陈希祥介绍,罗梓铭接到命令后,迅速就任,在协助李富春全面开展陕甘宁省委工作的同时,经常深入省委所属各县发动群众,领导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筹粮筹款,扩大红军,战胜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陈希祥说,陕甘宁地区有不少少数民族在此聚居,罗梓铭特别重视开展对民族宗教的统战工作。西征红军攻克定边、盐池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为了使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在执行民族政策时不出现偏差,罗梓铭组织几个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把我党当时对少数民族政策,编为简单易掌握的“民族政策十条”,既宣传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也提醒干部、战士与少数民族人民相处时注意事项。
红军解放定边县城后,罗梓铭受命在三边地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不错的成效。蒙族首领派人来联络,要同红军结盟联合抗日。这次结盟,红军方面有罗梓铭、赵敏;蒙族同胞方面有4名蒙族首领,结盟仪式是按蒙族风俗隆重举行,每个人报出自己的生辰,然后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仪式完毕,摆上酒宴,大家尽情痛饮同心酒。
据当年参加仪式的人回忆,蒙族兄弟酒量惊人,每人一两斤白酒不在话下,边喝边唱,手舞足蹈,似醉非醉,越唱兴致越高,显露出蒙胞豪放不羁的草原牧马人性格。这次结盟为罗梓铭后来协助李富春在陕甘宁省委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让红军的后方根据地更加巩固。
不久后,罗梓铭被调到陕甘宁根据地担任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特委书记。这里是沙漠地带,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生活十分艰苦。他患有肺病,咳得厉害。可是,特委人员少,他经常要熬夜,挤时间写材料和处理各县、区的工作。组织上见他病重,瘦得眼窝深陷,要给他单独开餐。他不同意,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池盐是三边一宝,可是,由于运输问题没有解决,大量食盐运不出来,三边人民急需的棉布、粮食等生活用品也换不回来。罗梓铭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带人到长城外购买了一批骆驼。回来的路上,他咳得几乎直不起腰,一连几天都摇摇晃晃地伏在驼峰上。有时咯血,他就悄悄擦干嘴边的血迹,咬牙坚持着。
1937年5月,罗梓铭回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了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出席会议期间,他还被选送到“中央党校”进行学习。
在平江
“平江惨案”发生时,
妻儿受乡亲保护逃过一劫
湖南平江的汨罗江畔,有一栋南方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门面不大,却有十余丈长的进深,前门临街,后门通向河边。临街门面挂着“亿倡药店”的招牌,但是在抗战时期,却是新四军的留守处,罗梓铭就是留守处的负责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中央批准罗梓铭回湘鄂赣工作,年底担任湘鄂赣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平江、浏阳一带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担任新四军平江县嘉义留守处(后改通讯处)负责人,负责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安置等后方事宜。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奉蒋介石秘密指令,专派特务营长何学植和连长余启友,带特务连突然包围我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贤众杀害。随后,一伙暴徒荷枪实弹冲进通讯处,将罗梓铭、吴渊、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呤等人捆绑逮捕。
当晚,国民党要罗梓铭交出我党组织的全部名单,为此把罗梓铭等人吊起来拷打,又用烧红的铁铲往他们身上烙,烙得吱吱作响,直冒青烟,妄想他们屈服。罗梓铭等人受尽毒刑的折磨,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一字不供。
最后,敌人无奈,于深夜十二点,把罗梓铭、曾金声等四人,带到嘉义镇虎形岭一口淘金的废井旁边,先是吓唬他们:“如果再不供出你们的情况,就要将你们推入井底。”罗梓铭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愤怒难忍,切齿痛骂敌人。敌人用毛巾塞住他的嘴,他想方法搞脱了口里的毛巾,又继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国民党反动派!”罗梓铭每呼一句口号,匪徒就用匕首刺他一刀。罗梓铭忍受着疼痛继续高呼,最后,敌人气急了,把他们一起推入数丈深的竖井,一阵乱枪后将他们活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平江惨案”。
后来,据收殓罗梓铭遗体的群众说,他身上有30多处刀口。
这一惨案激起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公愤。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各界人士1万多人冒雨参加,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沉痛悼念涂正坤、罗梓铭等烈士,声讨国民党暴行。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在虎形岭建成“嘉义烈士陵园”。穿过大门牌楼,一座“昭忠亭”掩映于苍松翠柏中,亭中铁栏杆围着一个掩盖着的井洞,后面立着一块汉白玉碑,上面文字提示此地就是罗梓铭等烈士牺牲的地方。
罗梓铭牺牲时,儿子罗吉林才8岁,他们一家都住在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罗吉林生前回忆,父亲被国民党带走后不久,他母亲洗衣服回来,通讯处门口药铺的涂老板忙把她叫进去,对国民党士兵说这是他女儿,洗衣服刚回来。涂老板藏好他母亲,又马上要儿媳到街口饭店,叮嘱老板等他放学回来时,把他拦住藏在店中,当晚母子俩被悄悄送到平江长寿街,后又被地下党组织悄悄送到浏阳,这才逃过一劫。
烈士名片
罗梓铭(1907-1939),原名罗世章,湖南浏阳人,裁缝工人出身。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参加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33年初来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全国手工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同年秋被中央派到广昌地区负责扩红运动,赣南省成立时,任组织部长。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5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部长,后调任中共三边(靖边、安边、定边)特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回湖南平江,担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9年6月12日,新四军嘉义通讯处突遭国民党军袭击,罗梓铭惨遭杀害。董必武在悼词里称赞他:“在乡驱虎凶,为国靖烟尘。”
20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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