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影评
罗小玲
小小说
李方明
在老家的时候,唐老六就与我投缘,经常往来。那时还是大集体,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我家住东边坳,他家住南边坳,相隔有二三里路,但我们总能找到时机,凑在一块玩。
我与唐老六认识那会儿,他是木匠,那次正好在我家打家具,是为我四姐做嫁妆。唐老六与我一般年纪,且长相清秀,身材颀长。在我们农村,他这般模样,也算个翩翩少年。
唐老六与我的性格有点不同,他比较外向,善谈,加上长相好,大多女孩子都喜欢与他调笑攀谈。那时我们还年轻,都没有谈对象。没有对象的男女,自由空间大,相互说说笑笑很正常。
后来,我到了村部做广播员,与唐老六的来往就更多了一些,有时玩晚了,他也不回去,就与我搭铺一起睡。
唐老六很聪明,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悟性高,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做出来的器物时尚、精致、典雅,花样不断翻新。三屉柜、五屉柜、高屉柜、床头柜、大衣柜、新式茶几、席梦思床等,他都不在话下。他的木匠活儿大有市场,就像湖南花鼓戏《补锅》里的兰英说的那样,“今天王家湾啦,明天李家湾啦,后天张家湾啦。”对于唐老六来说,也真是这样。请他做木匠活的排着队,特别是那些急着要结婚嫁女的人家,还要提着礼品去唐老六家三请四邀的。
但不管怎么忙,他隔三差五都会来我这里小聚一下,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他在某家做木工活时,看上了人家的女儿,当面又不好表白,就来找我为他写情书,每遇这时,我也是有求必应。
在乡下,唐老六结婚算是早的。他在我出村参加工作的前两年,就结婚了,但不是我为他写情书的那些女孩子。他的媳妇是邻村的,不是太漂亮,但耐看。
唐老六结婚成家后,要顾他家的一亩三分地了,我们自然也少了来往,但朋友情分还是一样。过年过节,也要聚一聚,他媳妇也很热情,每次我去,都要留下吃饭喝酒。一年后,唐老六有了儿子,他就更忙了,除了木匠活,还有家里的活,除了在本村做,还被请到邻村邻乡去做。
这样一来,唐老六人是苦点,但在农村,一个手艺人的日子比起那些种庄稼的人的日子自然要过得滋润一些。
有一天,我去唐老六队上架线装喇叭,遇到了他媳妇。见到他媳妇时,让我吃惊不小。年轻的脸模子已然憔悴了许多,满是忧愁。她留我在家喝了一杯茶。就这一杯茶的功夫,她跟我说唐老六变了心,在外面有了女人。
我听了后,吃了一惊,去问唐老六,可他死活不承认。
进入二十一世纪,手艺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铁匠、漆匠、木匠、补锅匠、篾匠等,都处于歇业状态。唐老六也一样在家待着。
唐老六开始混日子,田土也懒得弄,南下又没有知识和特长,生活陷入困境。后听乡人说,他到了本乡一家煤矿下窑,不幸的是,有一次窑里塌方,他为了救工友,被塌下来的煤块砸了腰,成了废人。
我决定去看看唐老六,在离他家不远的路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是唐老六的媳妇。这时,也看见了我。她对我笑了笑,在大门口与我说了一阵话,这次她没有怨言。她说,现在政策好,她家也成了重点帮扶对象,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说完,我本想问她唐老六的情况,可她没让我说出口,就进了门。
我想,见到唐老六,又该说什么呢。但我人没进门,就听到唐老六叫我的声音,而且声音听起来还是蛮带劲的。
母亲的逃荒路
刘厚德
在我家阁楼上,珍藏着一根竹扁担和两个箩筐。母亲告诉我说,她曾把当时还是婴孩的两个姐姐装进箩筐,挑着她们从茶陵一路逃荒到了井冈山,那根扁担和箩筐承载着家庭一段沉甸甸的记忆。
那时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饥饿和贫困紧紧伴随着当时的百姓。母亲因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被迫向井冈山逃荒。
那年大年三十晚上,外面下着大雪,寒风抽打着大地。母亲望了望空空的米桶,看了看衣衫破烂的两个姐姐,内心阵阵绞痛。她暗暗想:“走也是死,不走也是死,走也许还有逃生的机会。”于是,她挑拣了一些衣物,用竹箩担着两个姐姐就出发了。
那段路是怎么走过去的?母亲沿路流了多少泪水?箩筐里的两个姐姐是如何存活下来的?我询问过母亲,她向我讲述了那次不堪回首的逃难经历。
母亲说,她从茶陵乡下出发,走了整整七天,到了江西宁冈县。第七天晚上,她一度以为她们孤儿寡母没了生还的希望。因为走小路上井冈山,她误入了宁冈老虎山。传说老虎山上常年老虎出没,即便是男子汉上山也要三五个结伴同行。那晚一片漆黑,狂风猎猎,母亲唯一可以自卫的工具就是手中的扁担。怒号的风声,听起来犹如虎啸,母亲在饥饿与恐惧中只能埋头默默前行,所幸最终有惊无险。
又走了两天,母亲来到了井冈山的山脚下。没有住的地方,母亲就从老乡家里借刀砍竹子搭棚;没吃的,母亲便去捡拾一些野菜;没有生活用具,母亲就用竹子自制舀水、洗脸、洗衣的东西。
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母亲决定继续上山。
重新出发在竹林里穿行,又走了两天山路。第三天,母亲挑着两个孩子到了黄洋界,这里坡陡山险,荒无人烟。她实在无力走动了,准备休息一阵再下山。两个孩子又冷又饿,在箩筐里哭闹不停。没办法,母亲把孩子们安放在山坡上一个稍平整的地方,然后去找野菜。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在山路上,突然头一晕,脚踏空了掉了下去,还好层层树枝的缓冲,让母亲捡回了一条命。
醒来后,母亲赶忙去寻那个安放孩子的坪地,发现那里只有空空荡荡的箩筐,却没有孩子的踪影。母亲顿时瘫坐地上,哭成了泪人。突然,她发现远处似有灯火,就挑着两个空箩筐,往有灯光的方向奔去。走到闪着灯火的那户人家门口,母亲发现大门紧闭,多次敲门却始终无人应答,于是,她跪坐在地上哭喊。屋主人把大门开了一条缝,瞧了瞧衣衫破烂,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母亲,好心地把她扶进家里。主人家人又是弄饭,又是热水,可此时的母亲哪有心思吃饭洗澡,总是心神不宁,直到后来听到了屋里传来她两个孩子的哭声。
原来,这屋子的主人在上山砍柴时,发现了我的两个姐姐在篾箩里哭个不停,看她们太可怜,就抱回了家,给孩子洗了澡,弄了一点红薯给她们吃,然后放到床上睡觉了。母亲听后悲喜交加,对眼前的恩人一再跪谢。
就这样,母亲在井冈山黄洋界老乡家住了几天,又继续前行,前往茨坪。在茨坪的岁月里,母亲和两个姐姐过得也很艰苦。白天,她给建筑工地五十多人的食堂煮饭,每天赚三两米饭给孩子吃;晚上,她趁夜出去给自己捡一些剩糠饼、红薯巴子、青菜充饥。
经受苦日子煎熬过的母亲,对物件特别爱惜。一件棉袄,她穿了十五年,烂了又补补了又穿;一双鞋,她竟然穿了上十年,直到磨出了两个鸡蛋大的洞。
如今,母亲虽已离世,但每当看到家里收藏的扁担与箩筐,我就会想起母亲挑着两个姐姐度过的那段艰苦日子。
墙边的石榴花
李巧文
益华楼与学校前坪因为高低不同接合处形成一堵墙。这堵墙没有闲着,镶嵌着密密的名家书法。书法或遒劲或端庄,雨水长年冲刷,有些古朴苍凉。墙边上坡处,有一株石榴树,最是惹人怜爱。
石榴有一人多高,长得很结实。上班时,我每天从它身边经过,都会看它一眼。有一天,我看到好几只蝴蝶,娇小的身影,扑闪着半透明的翅膀,翅膀上是浅灰色的花纹,不与石榴花争艳,却在石榴的花叶边流连。看得出,蝴蝶是喜欢石榴花的。四五月间,石榴的花一天天见长。一个小小的花苞,初时睁着微茫的眼睛,几天后眼睛柔亮了些,再过几天来看,花苞全部打开,蕊珠如火,放眼繁华。
石榴的花像喇叭花,只不过喇叭花五颜六色,而石榴花是单一的,鲜艳的红。正是“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每次经过它的身边,那些红红的喇叭花都会朝我一齐吹奏,那是行将结果的序曲,我仿佛可以听见喇叭花里的果实“哔哔剥剥”生长的声音。用不了多久,这些喇叭花就变成了一粒粒小小的青果,再慢慢地变红。
益华楼又叫做高三楼,学子们只要到了高三就都会搬进此楼。六月初,高三的学子们每人都领到了一根红飘带,上面写着“前途似锦”。学子们将红飘带系到了楼前墙边的石榴枝上、丛竹枝上。不一日,石榴树上就挂满了红红的飘带,比原先的喇叭花开时更红红火火。青红的果实贴在上面,与飘带相映成趣,树上满满都是高考的祝福和丰收的期许。
去年八月,在北京南锣鼓巷雨儿胡同齐白石故居的院内,我也看到一株石榴树,比此株高大,树上挂着果实,也是青红的,却大而发亮,在树枝叶旁静对游客,无语诉说。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注视石榴树。在此之前,我几乎忽略了石榴的存在,源自它的果实。
成熟的石榴果红中略带青色,剥开,里面满满的都是籽。籽呈肉红色,白的地方白得透亮,红的地方红得也透亮。吃起来水水的,带些甜味。有人将籽嚼巴嚼巴吞下肚去,我不,我只嚼了它甜的味,便吐掉。就像吃杨梅,我也吃了外面的肉,核是不吃的,更不会吞进肚。吃了几次,便觉得太过繁琐,小口小口的,没有吃西瓜、李子、火龙果等来得过瘾和爽快。
朋友告诉我,吃东西要细嚼慢咽,要品,才能出味道。就好比茶,如果一口吞下,是品不出茶味来的,抿茶才能品茶,石榴亦是如此。我知道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还是做不到。大凡“品”,与雅意、闲情分不开,茶室亦是雅室,而“雅”又与文化分不开,因此才有“茶文化”一说。我或可算个文化人,雅意可能有,闲情却不够,汲汲于尘俗,蝇营狗苟,虽不将自己混同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类的所谓粗人之中,但也不敢以“雅”自居。吃起石榴来,也就不愿旧式小女子一般,啜小口粒粒而入。
但这并不妨碍我像蝴蝶一样喜欢石榴树,喜欢树上那似茜裙初染一般红红的喇叭花,花后那青红转深红的果。
记蔡元培故居
游记
马立明
今年,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诞生150周年。前不久,我去浙江绍兴瞻仰了他的故居。
蔡元培先生故居,共两处。一处在北京,这是他1917年至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长期租住之所。按现在的说法,没有产权。绍兴这处,是他祖上的产业,1868年他诞生于此。
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老城区笔飞弄13号。因是小弄,宽不过二米,青、灰两色石板铺就的路面,可看出这条巷弄的年岁与沧桑。故居属砖木结构,粉墙黛瓦。纯黑色的木漆门上方,悬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蔡元培故居”金色牌匾,还有八字门联“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中国书协原主席沈鹏先生书写。大门右侧的粉墙上,嵌有一块“蔡元培故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进入门厅,迎面的屏门上悬有一块“翰林”金字匾,据说这是蔡元培26岁考中进士后,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时所赐。
蔡元培故居主体建筑有三进。第一进门厅坐西朝东,第二进厅堂和第三进楼房坐北朝南,很明显,这三进分布不在同一条轴线上。
第二进厅堂现已辟为陈列室。厅堂正中,安放着一尊蔡元培先生半身塑像。塑像后面的屏风墙上,写有蔡先生生前极为欣赏的一句圣人话“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塑像两侧的四根厅柱上,有两副楹联,一副为“高山仰止学界泰斗震寰宇,万代流芳人世楷模贯古今”,另一副是1940年周恩来为蔡元培撰写的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以说,这两联高度赞扬了蔡元培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故居陈列室第三部分内容是“兼容并包,孕育新北大”。这里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是,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好好读书,只想在此混张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蔡元培一到校,就大张旗鼓地整顿校风,他在就职演讲上表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演讲一经发表,就轰动全国。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他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北京大学自1916年他任校长始,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开创和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与精神。
蔡元培先生在选聘教师方面,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他,使北大出现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他们中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有坚持旧文学的黄侃,有倡导新文学的钱玄同。陈独秀后来在称赞蔡校长时说:“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列馆的展板上还留下了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对蔡元培先生的一段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正是蔡元培先生的大刀阔斧,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和帮助过很多人到欧洲留学,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欧期间,他认真研究西方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课程,为后来他回国力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北大,他将艺术与美育纳入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学。1928年,他亲自选址西子湖畔,创建了国内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1934年,他还在上海支持刘海粟创办美术专科学校,并且担任主席校董,支持刘在美术上的探索与创新等等。1940年,他在香港不幸病逝,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我不是药神》上映了好几天,我才去看的这部片子。这个片子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片子本身,这一点,片子没上映前网上就议论纷纷了。
最初,想看《我不是药神》的原因只有一个——主演是徐峥。
说起来,徐峥算是电影界里的奇葩,做导演是个好导演,《泰囧》最终票房为12.67亿人民币,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过10亿的华语电影,其他的作品,比如《人在囧途》《心花路放》,随便想想就会笑出声吧。做演员是个好演员,把他在《春光灿烂猪八戒》《泰囧》《幕后玩家》等电视剧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加上《我不是药神》的放在一块比一下,就会有种感叹:哇,这个男人也太会演了吧。当然,别拿他跟冯小刚比,人家玩票的《老炮儿》直接就拿了金马影帝;拿他和邓超倒有一比,都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演员,邓超主演的片子不错,导戏却一般般,尤其是他凭《烈日灼心》提名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后,不少网友都留言:您还是演戏吧,做导演就算了。
《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是个小人物,虽然后来因为卖药发了家,但他骨子里仍然是小人物,透着猥琐,却有超乎寻常的倔强,如五月天的歌中唱道“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这个角色与本年度他的另一个片子《幕后玩家》中的有钱人相比,除了都是戴假头套外,实在没有一丁点相似的地方。在看这两部片子之前,湖南卫视一档叫《向往的生活》的综艺中,徐峥和饰演张长林的王砚辉来参加了。在这期综艺里,能做事、会做饭、超搞笑的徐峥,圈粉无数,实在难以把在现实中如此生动的一个人跟电影中的那些角色统一到一起。可见,做个很棒的演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说某某演员本色出演在我看来不算赞美,不对角色演绎一番如何好意思称自己是个演员?
看《我不是药神》主要是冲着徐峥去的,但片中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谭卓演的“六院群主”思慧、章宇演的“黄毛”彭浩、杨新鸣演的刘牧师,勾勒出的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群像,震撼了我。不仅是他们演绎的角色,而是这个事件本身,自己或者家人生了大病后的窘迫,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残酷的命运,血淋淋地呈现在眼前,令人很痛苦。
这两年,我一直追看国内上映的印度电影,印度电影直击社会现状的能力让我震惊;所以,此部《我不是药神》能如此接近现实,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应该是欣慰的。
通常,类似这样的片子出来以后,会有各种声音,类似“中国人的命不值钱”这类观点也会出现在其中。这一方面,我并不苟同。我的女儿在美国读书,她跟我描述,她的大学本科老师有回发牢骚,说有点不舒服,想约一下自己的全科医生,但时间要排在两个月后了。老师自嘲到那时候病都好了,如果是大病的话恐怕也死了。要知道,这位老师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中产阶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咱们大中国还是妥妥的,至少有个病痛能马上去医院看。至于医药费用方面,我承认价格并不低,但很明显,这几年,医药政策一直在变化中,只要有改变,就是令人欣喜的。
就电影角色而言,王传君离开《爱情公寓》真的是太对了,他饰演的吕受益可以用惟妙惟肖来形容,演技提升了几个档次;至于周一围,他饰演的警官确实不错,有血、有肉、有情义,可是,章宇演的“黄毛”彭浩戏份不算太多,却绝对是最亮眼的那一个,有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太多的延伸意义我还真表达不出来,我就是个爱看电影的女人而已;但,《我不是药神》是一部不错的片子,而我,希望国内这样的片子越多越好。
2018-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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