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来自农业的赋税收入是构成国家财政库存和支出的最主要来源.在遭遇天灾人祸等等特殊情况下，州县地方政府偶尔会报请上级政府批准，给予农民减免赋税或者徭役的特殊优待。在历史上，这样的特例叫“蠲恤”。

从《茶陵州志》、《酃县志》、《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的相关记载看，炎陵县在宋代、明代有两次“蠲恤”。

炎陵县，旧称酃县，在嘉定四年（1211年）之前，其地隶属茶陵县。

史籍记载，宋代，茶陵成了南方地区少有的粮食输出地之一，农民要缴纳一定的田赋作为漕粮，经漕船（运输漕粮的船）由洣江河入湘江北运至长沙等地，与荆湖南路其它州县运来的漕粮汇总后，由政府统一调度使用。上三乡为山区，田少水寒地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这里山高林密，木材资源丰富，这是茶陵其它四个乡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当时，荆湖南路属下的潭州长沙为南方地区有名的造船之地，是朝廷指定的漕船制造地之一。基于茶陵上三乡的实际情况，荆湖南路允许上三乡以定期定额提供造船木材的方式来替代田赋，作为上三乡人缴纳的赋税，但是，造船木材的运输、运输木材的费用全部由上三乡人自己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下，把木材运到长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而支付的费用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对于上三乡人来说，这样变通缴纳赋税反而是一件比直接缴纳赋税更为沉重的负担。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六·循良》“彭友方”条目下在叙述这样的史事时描述说：“江行险阻，耗费数倍”，水上运输木材遭遇的风险很多，为此而支付的费用是缴纳赋税的几倍，因此“茶民苦输出”。

熙宁九年（1076年），茶陵主簿、攸县人彭友方有感于上三乡人的实际困难，上书护漕朱都平，请求允许变革茶陵上三乡人的赋税：改输运造船木材到长沙为运用上三乡的木材，在茶陵就地造船，船造好之后，再装运茶陵其它四乡应缴的漕粮北上长沙。

这个意见获得了护漕朱都平的批准，赵宋朝廷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茶陵的茶陵镇、船场镇成长为两个由朝廷直接管辖的官办造船中心，茶陵历史上的造船业由此兴起，这是彭友方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洪武三年（1370年），刘三吾从今广西桂林返回家乡茶陵，应邀在紫微书院任教。这期间，刘三吾寓居在今南宋古城西郊一带，与今枣市镇人谢文（字明远）相识并成为好朋友。谢文最初是酃县人，迁居茶陵枣市镇之后，成为枣市界头谢氏始迁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谢文邀请刘三吾远赴故乡酃县县学任教。刘三吾应邀去酃县，在当时的常平乡八都（今下村乡）一户项姓人家寓居了约四年之久。这四年的寓居经历给刘三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入仕明朝之后，促成明朝政府在隆庆、万历年间之前允许常平乡八都人不承担徭役这个善举的主要原因。对此，同治十二年版《酃县志卷之十六·人物·流寓》“刘三吾”条目下是这样记载的：“洪武初年，以通政司茹瑺荐，归茶就召，以八都艰苦闻。故隆万以前，其里只纳税而不应差。”因为这个原因，酃县人十分感谢刘三吾，把他作为亲善爱民的典型入祀于景贤祠。

刘三吾的善举使酃县常平乡八都人一度享受了减免徭役的蠲恤。但是，刘三吾却因为这一件事在家乡茶陵落下了骂名。

明清两代，茶陵人承担了比湖南其它州县要重得多的赋税定额，这是由朱元璋、陈友谅争夺天下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遗憾的是原本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刘三吾也被卷入其中了。事情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刘三吾应召上南京赴任的时候，遵照朱元璋的旨意带去了茶陵县的鱼鳞册（土地登记图册）与户籍簿，这为明朝确定茶陵的赋税定额提供了直接依据。入仕明朝之后，刘三吾为酃县常平乡八都人争取到了蠲恤的优待，而在减免茶陵人的赋税方面则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或者根本就没有过积极作为。这是因赋税之重而恼怒的茶陵人所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此，茶陵人编出了刘三吾因作奸犯科而死于腰斩之刑、死而不得尸首归葬故里的故事。

201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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