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方面由叶挺率部防守，黄埔军校男兵全部参加战斗，女生主要是做宣传工作，护理受伤同学。

夏斗寅和杨森最终被击退，女兵们和军队一起凯旋，但他们回来不久，汪精卫也在武汉“分共”。

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第六期提前毕业，“每人发10块钱的遣散费，被命令赶快做新衣服，因为军装不能再穿了。”

谭珊英回到了湖南第一女师，继续她的学业，但她的心不可能再安分了。谭珊英大姐因为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枪杀，谭珊英去给她收的尸。她还记得大姐牺牲前说，“不要难过，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1930年春，谭珊英瞒着家人，去寻找共产党。她到了厦门，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指派谭珊英负责内部交通和文书，和省军委秘书陶铸假扮夫妻作掩护。

鼓浪屿一座二层楼房，成了他们的办公室兼卧室。晚上，陶铸让谭珊英睡帆布床，他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

在此期间，谭珊英学会了许多秘密工作的技能：用碘酒刷出米汤写的秘密文件；装扮成学生，提着装有手枪和炸药的花草篮过岗哨；陶铸早期革命生涯中惊心动魄的厦门劫狱，10分钟救出了40人，谭珊英在后方做交通联络。

那次劫狱，谭珊英的假丈夫陶铸，救出了时任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福建团省委书记陈柏生，而后者，在不久后成为谭珊英的真丈夫。

1930年11月，谭珊英去上海，进工厂做秘密工作。陈柏生被营救出狱后也到了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谭珊英回忆，“我们一见如故，不久就结婚了。”

上海的生活很艰苦，谭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当铺，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是个女孩儿。女儿出生后，她没有喂过一口奶，只买了一磅奶粉，就被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育婴堂的接收人给他一点车费，可是陈柏生心里想，我孩子都不要了，还要你的车费吗？头也不回，拔腿就往家走。这是谭珊英扔下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同为黄埔女兵的作家谢冰莹，以此为题材写成小说《抛弃》。

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男孩。1934年，谭珊英与陈柏生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党组织给了一百元安置小孩，她托朋友把男孩辗转送回茶陵。但孩子不到一周岁因病夭折。多年后，谭珊英常常对孩子们叹息，“那个男孩儿好漂亮的嘞。”

在湖南第一女师的谭珊英

谭珊英、陈柏生夫妇1934在上海

2017年，一档名为《见字如面》的综艺节目安安静静地火了，一群“老戏骨”朗读着普通人们早年的往来书信，却使“见字如面”情真意切地感受到过往生活的点滴细节，以及打动人心的人情味。

节目中的书信大多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这里收藏了5万多封普通家庭的书信，曾经和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谭安利捐献的1000多封家书也收藏于此。

谭安利是茶陵人，在将这些书信捐献给家书博物馆之前，搬过几十次家，“衣服和行李都扔了不少，但随身物品中总是把这些信藏在最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些书信里记录的是谭安利所在的家庭走过的百年岁月，里面有战火纷飞，有同志友谊，有家长里短，有桑梓情深……在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谭安利保存的这些书信集结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

谭珊英的生活并没有在革命成功后而平静。文化大革命开始，陶铸被打倒，谭珊英因为陶铸的问题被牵连，陶铸写给谭珊英的三封书信也被当作“包庇坏人”的罪证材料收走。谭珊英被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其间整整3年，都无法和家人见面。

此外，谭珊英的国民党丈夫，也成为“罪证”，谭珊英也表示和他划清界限。在给大儿子陈洣加的信里，她写道：“起初我有点想不通，我的历史已交代清楚，毫没隐瞒，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后来一想，整理阶级队伍嘛，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为什么不该揪出来斗争？”其实她的国民党丈夫李华柏，早在1950年“镇反”时就已经被处决了。

也因为生父李华柏的关系，谭安利的求学之路走得异常艰辛，初中还是当地学联代表的他，“初中以后靠边站，不能入团不能入党。”高考他成绩再好也只能被第三类院校录取，而且只读一年又被“扫地出门”。他说，那时候甚至对生父都谈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个阶级敌人，一个反动军官。”但在一遍遍阅读家书后，他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父亲也参加了抗日战争，只不过走了另一条路。

谭安利11岁时就离家求学，哥哥陈洣加也出门在外，一家人聚少离多，书信便成为彼此关怀和思念的寄托。1961年农历春节前，谭珊英给谭安利来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那时物质匮乏，家中种的菜也被人偷了，谭安利还是随信收到了母亲亲手做的糯米粑粑，“十二个糖的，卯了红点，八个菜的，共二十个。另外给你附来一点腊鸭蒸盐菜，鸭的味道不错，不过份(分)量不多，给你尝尝”。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谭珊英早已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却因为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不能离开。陈洣加和谭安利都在那几年迎来自己的孩子，作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请假去照顾，但是请假条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个人在干校，等待自己第一个孙辈降生的消息。

“那个时候讲阶级情，不讲家人感情。”谭安利说，“和家人团聚那是旧的风俗，要破掉，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出走：

考入黄埔军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

故事要从谭安利的母亲谭珊英说起。

茶陵美吉村，这个如今已不在行政区域规划中的村庄名字便是谭珊英的出生地。谭姓是茶陵当地的大族，国民党政要谭延闿就出身于这一族。谭珊英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做过代理警察厅长和湘乡、零陵县长的”，但如同当时一些家境不错的家庭一样，他们的子女却参加了共产党。

1923年，虚岁15的谭珊英考入长沙市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是应她父亲的要求而考的，谭安利说，外公那时要求子女“男的学工科，工业救国；女的学师范，教育救国。”

谭珊英父亲恐怕并没有想到，这个女儿会偶然走上另外一条“救国”的道路。

1926年11月下旬，长沙《大公报》等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当时的正式名称，编者注）政治科招生广告》，除了像往常一样的“中学学历”等招生条件外，报纸上还赫然写着招收男女同校的女兵。

谭珊英这时还没毕业，改名谭浩郁前去报考。同她一样的报考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朝鲜女子。报考者集中在两湖和四川，其中以湖南最多，仅长沙一地报名者就有2000人，因为湖南是北伐军最早进入的省份，得风气之先。长沙报考的女生又以女师最多。派到湖南去招生的人，是共产党员何叔衡、夏曦，而女师由共产党人徐特立任校长。他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女师的学生称他为“外婆校长”。

投考动机各不相同。有的自觉革命，愿为革命披肝沥胆；有的则是追求婚姻自由，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谭珊英属于前者。但在长沙考试的第一关，就把很多女生淘汰了，谭珊英在回忆录《黄埔女兵足迹》里写道：“第一天是体格检查，检查得非常严格，周身都要看遍，因此，我们女师有很多同学怕羞，不让医生检查，在这一天就败下来了。”

最终，湖南考生录取了曾宪植（曾国藩家族后人，叶剑英元帅第三任夫人）、谢冰莹（著名作家，曾任北平女师大、华北文学院教授，后赴台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谭珊英、胡筠（革命烈士，曾任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司令）、黄静汶（中国共产党员，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等职）等61人，录取比例是100：1。谭珊英随后和录取的同学一起，从长沙坐着闷罐火车，背靠着背，去了武汉。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属于黄埔第六期）举行盛大开学典礼。其中200多位穿着灰色军装、戴着灰色军帽、紧束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醒目地站在队列前，引起参加典礼来宾人们的特别关注。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也来讲话，许多年后，谭珊英还记得蒋介石“那削长的脸形”。

在这个国家，古有娘子军，近代有太平天国女兵，但现代军队的女兵，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批女兵的师资力量很强，恽代英是政治教官，“一进教室就满脸笑容，讲课也是和颜悦色，戴一副近视眼镜，服装非常随便”；周佛海讲授三民主义；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每周星期一在周会上给全体同学做政治报告”；

军事教官多由邓演达在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前三期毕业生中聘请，徐向前担任了女兵队的军事教官，他后来的妻子黄杰，此时正是女兵一员。

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那天，女兵队到阅马厂开庆祝会，宋庆龄、何香凝主持会议，谭珊英和曾宪植两人背着驳壳枪站在主席台两旁守卫。那是这个年轻的姑娘一生中相当自豪的一刻。

余生：

在家书中撰写时代印痕

从五七干校解放后，谭珊英先后在衡阳、湘潭与儿子同住。1975年到内蒙看望二姐，到北京看望老战友曾志、曾宪植、黄静汶、张瑞华、黄杰等人，他们或是共和国的革命干部、或是元帅夫人。

1980年底，谭珊英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去信，要求帮助寻找并归还陶铸写给她的三封信，最终完璧归赵。

晚年的谭珊英，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1982年她收到茶陵县政府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1986年到长沙与黄埔军校老战友王容箴、谢翔霄见面，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与此同时，也开始撰写回忆录，记录自己坎坷而曲折的一生，这些文章在过世后由儿子陈利加、谭安利重新编校，交由海天出版社以《黄埔女兵足迹》为名出版发行。

1992年，坎坷一生的谭珊英，在家乡茶陵去世，终年83岁。谭安利则在母亲逝世前两年到了深圳，此前他在衡阳机械工业局的一个下属公司做经理，负责当地机械厂的物资分配。随着计划经济的壁垒打破，这个风光无比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他不得不带领一批人到深圳“打开一扇窗”，并留了下来。

退休以后，谭安利也尝试着去追回那个时代的记忆。他去厦门参观过母亲参加革命的地方，也到过西安母亲教书并和父亲相遇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红场，当年，谭珊英和陈柏生曾经一起站在那里，看苏联阅兵仪式。

更多的时间，谭安利乐于在收藏的家书中勾勒过往岁月的模样。在如今这个电话、微信、视频盛行的时代，写信这种联系方式，仿佛随着他的年龄一起，正在一点一点老去，那些泛黄的纸张也渐渐被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所遗忘。谭安利每个星期会跟在长沙的女儿和外孙视频，“说的只是些日常琐事，很少写信”。他也因此更加珍惜收藏的这些家书。

除了把书信捐赠给家书博物馆外，谭安利还自费把它们结集出版。至今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书，他把书名取为《岁月印痕》，但是他记得有人读完以后跟他说，在这本岁月印痕里，读出了时代的印痕。

每当思念家人，谭安利总是反复地整理、阅读这些书信。这些发黄变脆的家书，能让他穿越时光，去感受曾经的苦难和幸福。

（本报综合）

陶铸1957年致谭珊英的信函

离乱：

去国还乡，茶陵才是自己的家

1935年冬，谭珊英和丈夫从苏联回国，由于上海党组织连遭破坏，无法联系上。为维持生计，夫妻暂时分开。谭珊英回湖南找工作，先后在长沙修业小学、汉口码头工人子弟学校教书，并于1938年春回到茶陵，在县民众图书馆当管理员；陈柏生回广州他父亲的商行解决生活问题，并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来也回到了茶陵，于1940年10月因患肺结核病逝。

在茶陵，谭珊英生下了儿子陈洣加。本来给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茶陵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但是在丈夫去世后，谭珊英只得带着孩子又离开了茶陵。

1941年，谭珊英投靠二姐，远赴西安，在市儿童保育院、两湖小学教书。经人介绍，认识了他的第二任丈夫李华柏。李华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团长，这也成了谭珊英后来不幸的一大“罪状”。

谭安利就是1943年在西安出生，他的亲生父亲是李华柏，但他并没有随他的姓。这之后，谭珊英就随着李华柏，1944年去四川，再去安徽，并在安徽马鞍山生下男孩谭安陵。1948年秋，谭珊英离开李华柏，再次回到茶陵。

做过官的谭珊英父亲去世前曾经在村里建了一座两层楼，“宽敞极了”。可是陈洣加记得，等到他们3兄弟和母亲回到茶陵的时候，屋子只有一层可以住人，第二层连楼板都没铺。家里也没有谭珊英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里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饭。好在那时有义仓，专门供给这些从外地陆陆续续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谭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学教书。

1950年春，谭珊英听说在武汉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多方打听她的情况后，赶忙给陶铸去信问候，并告知自己的情况。陶铸很快回信，表示“完全可以负责证明”她在福建的革命经历。

1950年7月，陶铸为解决谭珊英的工作问题来信，“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当局通知茶陵县政府为你设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见到谭副主席（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编者注）又当面与之谈过，当一定为你设法也。”

谭安利回忆，因为陶铸的关系，当时母亲可以去银行机关工作，但她还是选择留在了小学，直到退休。

1957年5月31日，已是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再次给谭珊英写信，邀请她去广州见面，“甚表欢迎也。”这年暑假，14岁的谭安利跟随母亲和大哥陈洣加一起去广州见到了陶铸。

谭余保也见过谭珊英。看到她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度日艰难，提议把大儿子陈洣加送给陶铸抚养。陈洣加以为要从此离开妈妈，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谭珊英知道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怕什么，不想去就不去。”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把儿子送走的事情。

1980年，谭珊英开始写回忆录

参考资料：

袁继成、吴明堂，《武汉黄埔女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

谭安利，《安利家书选——五十年亲情血脉浓》，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

谭珊英，《黄埔女兵足迹》，海天出版社，2009年；

徐美龄，《1500封家书，记录这个株洲家庭的百年沉浮》，《今日女报》，2017年5月24日；

陈卓，《邮票里的1500次别离》，中国青年报，2017年4月19日。

退休后，谭安利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整理家书上

革命：

假丈夫劫狱救出真丈夫

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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