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株洲教育学院进修回来，我被调到炎陵河西中学任教。暑假快结束了，我揣着调令找到河西中学的校长报到，校长看到又是一个中文专科的老师调进来，不高兴地咕哝了一声：“我们语文老师都有多了。”我听了，心里不禁咕咚响了一下。这年我22岁，担任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和一个班的班主任的工作。

两个学年当中，我和班上46个学生打成一片。每天，他们出早操，我也陪着他们在操场跑步、做操，他们上早自习，我和他们一起进教室，每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的早自习，我和他们一起诵读语文课文；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的早自习，我看到寄宿生和附近的通学生都进了教室，就把教室让出给英语老师做辅导。遇到哪一天有学生没有按时进教室，我便询问他们同寝室的同学，然后到他们的寝室里去，询问那个卧在被窝里的学生，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起不来？然后背着他或者她到医院去看医生。有一天半夜，一个女生跑到教室里面我的宿舍，敲开我的房门，心急火燎地说，某某同学肚子疼得直叫唤。我二话没说，套上一件外衣，便跑到女生宿舍去。小女生们背不起那女生，我便抱着她，一路小跑奔向医院……

遇到农忙的时节，我和班上的同学约定，谁家的劳力不足，莳田、收割稻谷没有人手，我们便组织几个同学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帮忙。即使到了暑假，双抢的时候，我也和班上的同学一道，到缺少劳力的同学家里去帮忙。这样一来，我们这个班，慢慢地就像一个大家庭了，大家有困难便互相帮忙，大家做功课便互相帮助。到初中三年级毕业中考的时候，我们班终于由初一时的倒数第一（4个平行班），一跃而成为成绩最好的班，我自己教的语文课，也从初一时班平均成绩相差14分，而高出原来的第一名0.3分，有两个同学还顺利地考进了中等专业学校。

到第三学年，学校便把我安排做语文学科的教研组长。虽然不再担任班主任了，我却仍然担任了两个教学班的语文课。一年之后，学校教导主任退休，学校便推荐我接任了教导处的主任。

那时候，教导处不仅要管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教学安排，还要管理学生的生活和纪律，教导处仅仅配置了一名管理学生纪律的教导员。我虽然在教导处做事，但是，一个班的语文教学，我仍然坚持任教。这样一来，暑假当中，我便开始和校长一起做初一新生的招生工作，然后着手新生分班，调配科任老师和班主任，安排全校老师的课程表，自己还要到总务处去领取新课本，开始备课和熟悉所教班级的学生情况，事情多得连吃饭都赶不上时间。

开学上课了，一切都步入了正轨。按理说，教导处的工作应该有所轻松了。但是，一个有12个教学班的初级中学，每个年级有4个平行班，乡镇中学的寄宿生占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强，早晚自习和学生的生活秩序，就成为教导处的主要工作了。

尽管每个班有班主任管着学生，全校还有一个教导员管理着学生的秩序，但是，作为教导主任，不可能把学生管理丢下不管。20世纪90年代，乡村的孩子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思潮的波动变得非常混杂，一些“孩子王”学着社会上那些小混混的模样，偷鸡摸狗、敲诈勒索样样都干，这就给学校的学生管理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加上当时某些手抄本的流行，教导处的事情就复杂得像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这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小家安在河西医院里。每天清早，学校的起床铃还没有响，我便来到学校。学生起床之后，我便和教导员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去检查学生的起床情况和搜查学生枕席下的手抄本。每天夜里10时寄宿生就寝了，我还得和教导员一起，把每个学生寝室巡查一遍，听到哪个寝室里有轻微的声音，就要发声制止他们。一直到所有的学生寝室真正悄寂无声，齁声起伏了，我们才离开学校。而学校的大门，因为要防止社会上的小混混夜晚混进学校，很早就关门落锁了，我只好翻越围墙回到医院的小家里去。就这样，每天清晨5时许进入学校，夜晚近11时以后离开学校，我那小家几乎就变成了我白天吃饭，夜晚住宿的“伙铺”（饭店）。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坚持不改。

一晃4年过去了，我的辛苦和坚持不懈，不仅换回了学校的大平安，也把自己“辛苦”到了另外一所乡办中学的校长岗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在我最青春的时期，在我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在全县一千多名中小学教师当中，我出乎自己意料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名拔尖分子。

带着这样的一种青春热情和工作劲头，我后来又从中学校长“辛苦”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青春的价值是奋斗出来的，青春的美丽是汗水浇灌出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假。

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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