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

3月14日，随着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最后5例确诊病例出院，全省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实现了清零。湖南这个紧挨湖北疫区且两地人员往来特别密切的省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下交出了一份尚算满意的答卷。

湖南人在历史舞台的集体亮相，肇始于清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曾、左、彭、胡等湖南籍士绅以文人领兵，转战南北，厘定乱局，立下赫赫战功，“湘军”这一至今仍被频繁引用的称呼诞生。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湘军转战南北的同时，瘟疫也在湘军转战的区域频繁出现。一方面要在正面战场寻求破敌之策，一方面，又要防治疫病以确保后方稳固，吃得苦、霸得蛮的湘军各统帅，不但对敌作战不乏可圈可点处，在疫情防治方面也摸索出了一定的应对之策，尽管这些应对之策在若干年后的我们看来多少有些粗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今日湖南疫情大考的满意答卷提供了一份理论指导。

湘军瘟疫流行概况

1854年，曾国藩编练的湘军正式成军，赴两湖和江西同西征的太平军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湘军在建立之初并无瘟疫出现，笔者查阅相关文献，未发现1854、1855年间湘军军中有发生瘟疫的记载。此后，随着战争的频繁与战况的激烈，湘军军中开始发生并流行瘟疫，且愈演愈烈。1856年，湘军援守江西以巩固两湖，当时湘军因盛暑鏖兵，热湿郁蒸，患病疫者达千余人之多。次年，湘军将领王鑫率老湘营三千余人至江西新余，转战数百里，前后八战八捷，“见（现）在病疟病痢，留吉水、藤田调养者千余人。”

1856—1861年间，在江西、安徽两省同太平军作战的湘军虽取得诸多胜利，但同时也发生了多次瘟疫。1858年，曾国荃军克复吉安后，军中发生瘟疫，甚至四年后他还记忆犹新。1861年，在江西奋战的鲍超部、成大吉部军中，瘟疫流行，军士勇夫病患不断，此年瘟疫危害尤以左宗棠部最为严重。1860年，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帮办军务，招募湘勇。次年，他率湘军在江西、安徽两省屡战有功，7月份他在取得婺源大捷后，士卒患病者愈半，营官及幕僚亦多患疟疾，死者近千人。他在家信中称：“我军七千余人，分驻景镇、婺源，又疾疫繁兴，物故者不下二百余，患病未愈者不下八九百，勉能出队者不过三千余而已。”“军中士卒长夫患虐痢者几于过半，物故者亦多。”

1862年春，湘军对太平军发动了凌厉的攻势。曾国荃自安庆大举东进，进攻南京，鲍超部规取皖南，左宗棠部攻取浙江。这一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大规模瘟疫流行，它是仅次于嘉道大疫后有清一代屈指可数的几次大疫之一，战况的激烈、民间瘟疫的肆虐使当年的湘军不可避免地遭到瘟疫的侵袭。

围攻金陵的曾国荃部湘军，“此间军士不苦于强寇之肆扰，而苦于疾病之纠缠，病者十之六七，百人之中死者恒十二三人。”当年9月份，他在写给赵玉班的信中慨然叹到：“军中人多苦疾疫之纠缠，比戊午（1858年）夏秋于役吉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病而死者不少从前。”在皖南的宁国，鲍超部湘军从主将到士兵，几乎无人不病。兵勇多患泻症、霍乱、烧热、虐疠等疫病，“半月间，每营病故百余名不等”，随后，营务处的甘晋致信曾国藩说：“惟我军克宁郡（宁国）后，暑疫大作，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在浙江，左宗棠部湘军，“惟军中疾疫盛行，营官哨长几于无一不病者，打仗出队不能满五成，实为可伤，死者日以十数计，长夫尤甚。”后经清查，左宗棠部湘军因疾疫病死四千多人。就连上海的李鸿章部淮军也不能幸免，其部疾疫流行，病者十之六七，亡者二三。

可见，同治元年（1862），湘军军中瘟疫盛行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曾国藩对此不无忧虑地说：“鲍超营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人而病其六七。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愈万数。左宗棠在浙，其军病者亦复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10月5号，他又上奏称：“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宁国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疠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除已愈外，现病者六千七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这次大疫中，不仅普通士兵染疫，甚至鲍超、李续宜、张运兰、曾贞干等湘军将领都不能幸免，一些将领还死于瘟疫，其中“功绩卓著，未竟所用，遂至徂谢者，有九十六员之多。”总之，此次大疫使湘军“疾疫物故，万有余人，良将循吏，折损孔多。”曾国藩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湘军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

1862年大疫后，湘军虽然对瘟疫的预防有所注重，但因与太平军在江、浙、皖等地继续作战，故而疫病未能消除、平息，反而发生了几次较大的瘟疫。1863年夏秋间。在浙江，左宗棠部瘟疫盛行，“蒋、魏各营哨无不病者……，计在浙各营，惟蒋军可出四五成队，敝军可勉出三成队，魏军亦然……其余各小营则仅二三成新募之勇，甚有仅能出一成者，各营物故者动辄百数十人。”“疱痢痧症死者将士兵勇长夫合计不下数千，病弱骤难复元者，几于十之七八。”左宗棠本人则患虐痢长达两月之久，“精神困敝，形容销铄，引镜自照，不知何人。”刘长佑部湘军士兵亦大多染疫，60%左右的士兵患上了疟疾与痢疾。在安徽无为，江忠义、席宝田两部亦因受瘟疫折磨，苦求休息，“皖南守青阳七营为疾疫所苦，形势危急。”南京附近的鲍超部瘟痢传染，死亡相继，后因无饷可支，逃跑者达千余人之多，病者达两千余人。

天京城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湘军部分遭裁汰，部分被调去围剿捻军，战争激烈程度逐渐减弱，瘟疫虽有发生，但是发生、流行的次数逐渐减少。战事平息后，湘军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瘟疫。

湘军防疫战疫的尝试

面对瘟疫的频繁发生，湘军为了应付战争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防治瘟疫的积极措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颁施药物，防救相济。

在疫病的流行期内，对一定范围内可能感染疫病的人群使用药物，可以防止疫病的发生与传播。湘军部分将领根据个人的传统中医学知识采取了这种措施。1856年，左宗棠在写给赵玉班的信中就建议他多备蝉蜕、僵蚕、生蜜、芒硝、大黄、黄连等药品早做准备，以防炎暑疠疫流行。1857年，王鑫在家信中也称：“惟去冬太温，今春夏多雨，男恐营中将来不无疫痢，而辟温丹己将用罄，故急请杨从七哥归家催制数服以便急用。”随着战争的激

烈，单纯依靠某些湘军将领的个人预防措施还是无法消除瘟疫的发生与扩散，部分湘军军中开始设立医药局预防治疗。1859年6月，曾国藩派遣杨名声药局赴曾国荃营中预防疾疫，救治伤病。但是，湘军军中设立医药局是极少的，它的主要措施还是在疾疫流行时依靠当地的地方官或乡贤对湘军士兵的救治。如左宗棠在浙时，疾疫繁兴，疟痢两门尤甚，乐平县令柴维翰令人制药送营散给士兵，而所需药资，就近从厘金里支付。

二是延医购药，及时救治。

虽然湘军没有有效的预防瘟疫的措施，但每当瘟疫发生后，湘军将领还是想方设法对患病士兵进行及时救治，以保存有生力量，振奋人心。具体办法：一是调养医治。1857年，王鑫部“病虐病痢，留吉水、藤田调养者千余人，”并散发自制的辟瘟丹给兵勇长夫。二是就地购药甚至外地购药医治。1861年，左宗棠军在婺源流行瘟疫。由婺源行抵段村，只两日路程，而勇夫陡发疟疾者数百人，“就此地尚有药物可买，勉留三日医调”。1862年，“湘军大疫，死者山积……，当是时，群医傍午，病者方资休息。”“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樯，征药于皖鄂诸省。”

三是隔汰病患，募添新勇。

淘汰病勇，隔离患者，能够切断疾病传染源，有利于控制疾疫的传播及流行。1862年，驻宁国府鲍超部大疫后，鲍超竭力整顿，将染疫者、伤者安置城内休养，拣选精锐驻扎城外。曾国藩也让曾国荃效仿鲍超的方法，将“病者伤者送江北，令在西梁、运漕等处休养，专留好者在营。又将病伤太多之营缩而小之，或以二营并而一之。”

招募新勇既可保持军队战斗力，又可达到隔离病源的目的。1863年，李榕部将各营病勇淘汰，招补伤亡缺额。同年，左宗棠部因“士卒死亡病弱者多，乃调浙兵补勇缺，既足供补辑之需，复可收练兵之效。”

四是驱鬼祷神，优恤病故。

驱鬼祷神，是中国传统巫术精神控制与民间信仰习俗相结合的文化产物，也是民间与军队中常用来消除疾疫的方法。瘟疫流行时，湘军将领采取了诸如画符、建醮、赛神等方式，来祛除疾疫，振奋人心。1862年，南京曾国荃部湘军发生大疫后，曾国藩在写给他的信中就让他“大摊礼神，以驱厉气而鼓众心，或亦足以却病。”曾国荃在军中也确实采用过这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仿古傩礼以赛神，钟鼓震天，尘埃满地，体圣人神道社教之意，鼓

舞众心，驱除疫疠之气。”

优恤病故，则可得人心鼓士气，湘军对此比较注重。1862年湘军疫后，其战功卓著者有九十六人因疫而死，曾国藩为此上章奏请，“各照原职原衔在军营立功后病故列从优恤，其张运桂、黄庆等五员战功卓著，钧请从祀湖南原籍昭忠祀，以彰忠尽，而资激劝。”

综上所述，1854—1864年间，湘军军中瘟疫的流行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并对湘军以及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湘军将领虽采取了一些防疫与救治措施，但这些措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甚至还运用了巫术等精神控制手段，这一切决定了它不能彻底地克服瘟疫这一痼疾。但其在面对未知疫情时的各种主动尝试，却值得我们肯定，也一以贯之地传承到后辈湖南人身上，并最终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考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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