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破四旧，节日里一切民俗的仪式都不准搞，更不准搞迷信活动。对母亲来说，端午节最忙，而且她坚持着她的迷信。

对我们孩子来说。端午节不仅可以吃粽子，更重要的是可以下水游泳了。四五月份稍微热一点的日子，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下水，这时母亲总是追到塘边催我们上岸：“还没吃端午粽子，小心落水鬼。”于是，在我年幼的心中，端午节是游泳的时间节点，我们期待它就像在课堂上期待下课铃一样。

那时家里穷，没钱买糯米，为了让我兄弟俩吃到粽子，母亲会用粘米或高粱和人家换一点糯米，再掺上三倍的粘米，用石灰水泡一泡，用新采的笠叶包得精精致致的，端午节头一天晚上就煮好，这种粽子虽然没有别人家纯糯米粽子那么糍和，但我们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母亲是文盲，她是从祖辈代代相传中得知五月初五是毒日，是避毒、避鬼、防病的日子，所以，她非常严格地遵循传统对待这个节日。

那时候乡下蛇多，母亲会在屋前屋后种上凤仙花和七月黄姜等防蛇植物。端午节那天，她会用竹叶蘸着泡了大蒜的雄黄酒绕着房子洒一圈，“洒了雄黄酒连白蛇精都不敢来。”这应该是她从《白蛇传》中得来的逻辑。吃午饭的时候，大人喝一小盏雄黄酒，小孩子不喝酒，就抹一点到手臂上，再用酒拌一点雄黄粉在我们兄弟俩额头上点一颗雄黄印，母亲说这样就不怕夏天的蚊虫了。

母亲在端午节最重要的工作是防鬼，特别是“落水鬼”。母亲总认为，小孩溺水是被“落水鬼”抓走了。传说端午节是“落水鬼”进屋的日子，所以母亲格外提防，想方设法要把“落水鬼”挡在门外。弟弟六岁那年，算命先生说弟弟带“水煞”，母亲紧张得不得了，急忙跑回娘家请道士画了几张符，滴上雄鸡血，在端午节的前一天贴在每张房门的门柱上。家里的大门尤其重要，母亲会提前两天在门楣挂上艾草、菖蒲和葛藤等乡下传统的避邪植物，另外，她还会在门框上挂一块旧渔网，“有了它，落水鬼就进不了屋。”母亲很有把握地说。

端午节前后几天，我家大门装饰得像个山洞。文革时期，这种装饰是要挨批斗的。记得有一年，生产队一位积极上进的小青年跑来我家，批评我家搞迷信。因为成分不好，爷爷和父亲吓得不敢出声，母亲仗着娘家三代贫农、堂兄是大队治保主任的势，主动承认：“不关他们的事，我挂的。”小青年给母亲念了一通毛主席语录，要母亲摘下这些装饰；母亲不断地做检讨，说自己没有认真学习，觉悟不高，下次要改正云云，但就是不动手摘。小青年只好亲自动用“革命的手段”去扯渔网和葛藤，突然，母亲像触了电，发疯似的扑了上去，连推带抓、连哭带骂，硬是把小青年推了出去。那架势，就好像把小青年当成了“落水鬼”，就好像是要奋不顾身从恶魔口中抢回自己的孩子。小青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蒙了，只得悻悻离开。

过完端午，母亲会收好这块旧渔网，像珍藏一件秘密武器，来年端午再拿出来挂上。这样年复一年，一直挂到我们兄弟成年。

那些年，总有一些小朋友笑我家搞迷信，让我觉得丢人现眼，我也为母亲这些愚昧的做法感到不解和羞愧。后来在城里参加了工作，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倒是慢慢地怀念起儿时的端午节来，更怀念母亲那透着笠叶和石灰水香味的粘米粽子。再后来，自己做了父亲，也慢慢地理解了母亲当年的行为。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母亲的端午节不可能有纪念屈原这么高雅的文化内涵，在她有限的认知水平里，孩子的健康平安才是她节日文化的全部。

如今一到端午，我会在门楣插上艾草和菖蒲，在母亲遗像前燃上香烛、供上粽子，以我们民族最传统的方式缅怀我的母亲，无关迷信。

201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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