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石做成，篾筛子那般大，上下两层，上是盖，下是座。盖凹陷，放米的，稍靠边处，一直径三厘米小孔，米由此入磨芯。盖边一方窟，较深，拐子形木方牢牢楔入，便成了磨把手。木架粗大，稳稳站立，磨在架子中央。儿时那盘磨，在我们公厅堂墙下，靠左边那地方，就这样静默着。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攸县乡下的大屋场。有厅堂这幢是主屋，三空，进身长，左右有侧屋前伸，型如“凹”

字。右边又一幢“凹”字型屋，稍矮小些。屋场前是稻田，后有菜园，左右皆是荷塘。

屋场共有九户人家，不小，因此，那磨被人推着的时候也较多，农事稍闲下来，便听得到磨“嗡嗡嗡”响。妇女们用竹筒管量一筒米，放磨凹里，一手推磨，一手添米，

推一圈磨，扫若干粒米，依此反复。要将米粉磨细，一次添米不能过多，这样，所需时间便长。磨过沉，又笨拙，转起来也多少有点惯性，似有力可借，但一个女人，时间一久，终究乏力，我们就有机会上场。握着那木把，纯粹好玩，一会发疯般推，一会老牛般缓，不得要领，没个正经，就嫌，

喊走开，不走，就打手，才走。这时就有另一女人帮忙。这回你帮我，下回我帮你。木架有凳高，两个女人对坐凳上，挺胸颔首，磨在轻松谈笑声里悠悠转着，米的粉末从上盖下座之中的缝隙里，在舒缓不变的节奏里，纷纷洒落于架下篾盘里。坐在厅堂门槛上的我，看着她们那样愉快放松地劳动，为了给家中孩子解馋，那样尽职尽责，便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深秋早晨池塘上的雾霭，袅袅娜娜地升腾。

不管谁推磨，只要有磨响，整个屋场，都有糍粑吃。不多，顶多一只。正因如此，才分外香。便缠着娘，也要磨粉做糍粑。那时粮食紧张，我兄弟姊妹多，就算能省一筒米“奢侈”一回，娘也难得有这日工。我便表态：“帮你推磨！”态度坚定，泪眼婆娑。娘便许诺：“等碾了新米再磨粉做糍粑。”迎来暑期，“双抢”完毕，终于碾了新米，终于傻傻地乐着帮娘推起了磨。糍粑熟的那刻，揭开锅盖，扑出来的香气硬是比平时的米饭浓稠得多。我们几个，争着将糍粑分送至左邻右舍，再尝清香扑鼻的新米糍粑。

磨得最多的是粳米粉，糯米粉很少磨。生产队很少种糯谷，产量低，不划算。偏偏糯米糍粑最好吃。每年从队里分得几筒糯米，

一定要留到过年磨淀粉的。糯米淘洗干净，水里浸泡到了，木勺舀磨里磨，渗出雪白的米浆，纱布装好，沥尽水，掰小块日头下晒，干透了，收起来，过年做糍粑。淀粉调水弄稠，热油锅里摊平摊开，撒红砂糖黑芝麻，卷成筒，铲子横切装盘，再撒点磨里磨出的熟豆粉，年，就香得不能再香了!

开春磨粉摘艾叶做艾叶糍粑，深秋时节磨栗子粉，做栗子糍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挺奢侈的事，小时，只吃过一两回。那时，一月难知肉味，磨米粉蒸粉子肉，也是要等到过年才会有的事，油亮亮、红艳艳的粉蒸肉端到桌上，才感到那是浓浓的年味。

磨粉磨得最多的是住厅堂后面的耀伯家，一个月里总要磨几回粉做几回糍粑。我家就在公厅堂的右边，相隔近，总能闻到从他家飘过来的糍粑香。不知何故，耀伯和耀伯母一直未生。早先带养一个女儿，本要“招郎”的，成人后又嫁出去了。耀伯本身也是小时候从很远的地方带养过来的，我那个本家堂爷爷只生两女，均出嫁。耀伯后来又带养了一个儿子，比我小两岁，名叫岁冬。我最是羨慕他了，因为常能听到他家推得磨响。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特殊户”，说特殊，因她是地主婆。新中国成立前，住四合院。那一大幢被人称作“洋屋”的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分给了普通百姓住。屋主黄埔毕业，曾做过长沙警备区司令，回家骑高头大马带警卫的，逃去台湾了，丢在家的老婆和一哑巴儿子便住在我家旁边。她五十多岁，单单瘦瘦，清清爽爽，哑巴儿子二十出头，十分机灵。平常，大家与娘俩接触较少。娘俩有时也去磨米做糍粑。有次，我一个人在她家阶基上玩，突然，她拿给我几只栗子糍粑，用一根筷子戳着，轻声说：“给你，好吃！”这太意外了，我却不敢接，她硬塞我手里。我僵了会，等她进屋，迅速扔至屋前水坑里。转身时，发现窗户里有一双看着我的眼睛，眼里似有失望伤心和落寞。改革开放后，娘俩便去广州女儿那居住了。

当我渐大些的时候，开始有磨粉机，无须用到那石磨了。耀伯娘却说，只有石磨弄出来的才香。后来，大家都拆老屋，建新房，老屋场荡然无存，石磨让给了耀伯家。再后来，我走出了家乡，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情形，让我想起儿时那盘磨。

如今耀伯和耀伯娘也已过世，不知那磨还在不。

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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