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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盼赚钱，小孩盼过年，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可是在那艰苦的年代，大人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也赚不到几个钱，但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们，一年到头都盼着能快点过年，因为只有过年了才有新衣服穿和各种好吃的吃。小时候大多数生活条件都不好，大部分人家还处在吃不饱饭的生活水平线上。

对于我而言，算比较幸福的，大年初一的早饭里，在自己碗里能见到大鸡腿和鸡蛋。而我的姐姐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们碗里没有大鸡腿，就连鸡蛋也只有一个。我的特殊待遇，可能和我外公外婆的重男轻女有点关系吧。母亲姊妹多，下面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我那会儿小的时候，舅舅和姨们都没有成家，我是孙辈里唯一的男丁，所以外公外婆宠爱我是有点理所当然的了。

长大后才知道，母亲为何总是叮嘱我，不能吃掉碗里的大鸡腿，因为那大鸡腿就是个象征，一是体现出主家的家庭条件；二是体现出碗里能出现大鸡腿的客人们不一般的身份。所以客人们也都遵从着这个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习俗——不吃碗里的大鸡腿。因为那大鸡腿要在不同重要客人碗中延传下去，一直传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圆满完成它的重要使命。那时家家户户都是养母鸡，母鸡下的蛋，可以换回家中所缺的柴米油盐之类的必需品。穷得叮咚响的人家，谁会舍得过个年把鸡杀了来吃呢？那不啻于是自绝活路了。所以很多条件不好的人家，过年摆放的鸡腿和鱼都是木头做的样品，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一个特殊道具，只能看而不能吃的，寓意在新的一年里有鸡（吉）有鱼（余）。

为何大年初一不在爷爷家吃早饭呢，那时爷爷还没平反，父亲兄弟也多，有七兄弟，父亲排行老三，大伯家生了两个女儿，二伯家生了两个儿子，我自己两个姐姐，所以我在爷爷那边是排不上名的，属于只能靠边站着的那种。那边男丁众多，一年到头又没什么油水，导致一个个饭量都很大。最关键的是，外公有工作，每月有工资，所以我们就去外公家吃富济贫了。

到现在，叔叔们有时还羡慕那时我母亲是“干部子弟”呢，说母亲家吃得好，每次外公回来，一把带钩的长伞上挂着一个猪头肉，一摇三晃地回家去。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母亲说：虽然有外公的工资帮衬，可对于一个同样人口庞大的家庭来说，那也是杯水车薪。外婆身体不好，只能在家做点家务，不能参加大队的集体出工，所以挣不到工分，那年头，工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年的口粮。只靠母亲和大舅两人挣点工分，粮食远远不够一大家子吃。而大舅又是孔乙己似的人物，之乎者也很在行，体力劳动纯粹是出工不出力。但回家吃饭，大舅简直像换了个人，貌似他就是家中的顶梁柱，力出得多所以饭也要吃得多，他的劳动付出和饭量很不成比例，是典型的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

母亲只要说起那个年代吃饭的时候，大舅去盛饭，装得满满的一碗，堆得老高了，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那时候，舅舅和姨们都还小，正是需要吃饱饭长身体的时候，一般人家煮饭都是中午煮一锅饭，还要留出来晚上吃。照大舅那吃法，晚上肯定是不够吃了，只能往里面加水，放点菜叶子进去一锅煮了熬成粥，这清汤寡水的，当时肚子是喝得鼓鼓胀胀的，可拉两泡尿肚子就如泄了气的皮球扁囵下去，只能饿着肚皮睡觉了，母亲都不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是被饿醒的。饿醒之后睡不着怎么办，爬起来喝水，把肚子灌得胀胀的，都能听见水在肚子里滚动的咕咕声。然后再去睡觉。

晚饭后，弟弟妹妹们都去串门子了，母亲却还要帮着外婆织布，外婆又不舍得那点灯油钱，只点一盏小油灯。那年代用的老式织布机，一个上线一推一拉，另一个要看准时机，推的时候趁机把梭子放进去，拉的时候赶快把梭子拿出来，需要默契的配合，才能又快又好的织出布来。本就只吃得半饱不饱，还瞌睡连连的母亲，这时还要聚精会神看清丝线，总是机械的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个动作，出差错是在所难免的。可外婆不这么认为，只要稍出差错就会被训斥，严重的时候还会挨打。

白天集体劳动就累得够呛，还要织布到深夜，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给煤炉生火，煮早饭，打扫卫生，水缸担满水，起早贪黑的，饭吃不饱，觉睡不够，每天陀螺似的转不休，母亲说那艰苦的岁月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所有的辛酸泪也是诉无可诉。

202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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