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美韵邵阳〉》写的是本土人:一个是个人形象,诗人胡曾。一个是群体形象,一门英烈杨家将。胡曾以咏史诗名世,他的咏史诗奠定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与“突出孔明”一人的艺术处理手法。杨家将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人民生活安定方面所作出的壮烈牺牲与伟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并不多见。胡曾开邵阳文风,杨家将张邵阳武威,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写《三读〈美韵邵阳〉》,我抓住两个个案,提出两点希望。一、希望加强对邵阳本土文化的深入开掘与研究。比如,在“四八”问题的研究上,我常常想,我们为什么不敢大胆地发问:四通八达、四面八方、四平八稳等等口语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李白的“尔来四万八千岁”等等诗句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去过北京的地坛,四个面,每一面八个台阶,这又是什么道理?甚至于我还这样怀疑,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是不是“四万八千里”的错误?“大胆地怀疑”后面,紧跟着就去“小心地求证”,问题还会永远是问题吗?
二、希望邵阳人自己不断提高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并从而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文化自信心。比如,滩头的年画《老鼠娶亲》,说这张年画就是鲁迅先生贴在床前的那一张花纸《老鼠成亲》,以讹传讹,习非成是。其实,只要我们决心研究好自己本土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就一定会一天一天树立起来,坚定起来。
提起编撰《美韵邵阳》的过程,主编唐琰先生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他们亟需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的照片,可找来找去,就是没有线索。后来,在一位农村小学老师的著作里找到了,大家高兴得什么似的。这位老师是我的学生,名陈秋南,隆回鸭田人,与谭近邻。2013年9月,他自费印刷了自己的著作《人文仙境望云山》,谭的头像就在里面,但限于技术,印刷很模糊。本来送了我一部,我却未看,故未能向唐先生他们提起。2013年12月,市政协编印《邵阳名人故居》,也用了谭的头像,印刷比陈书中的清晰,不知来源何处。2018年8月,《美韵邵阳》出版,谭的头像却一变而成了《谭人凤与孙中山合影》的全身照。与孙合影的不止谭一人,不过谭紧靠孙,很是亲密,从文献价值看,是上二书所不可相比的。区区一张照片,辗转往复,始得如意。唐先生的著作《人口潮》,曾获大奖,可惜我手头无书,无缘拜读。《往事觅踪》《笔韵书缘》,都是他精心结撰的大作,我却多次读过。
《美韵邵阳》副主编有四位。刘宝田先生曾任市文化局局长,也是我的老领导、老朋友。“文革”末期,宝田在邵阳县六中,我在隆回县六中,都教语文,他研究《段法》,还出了书,名噪一时。市语文教研会,我们碰上了,一见如故。不久,听说他当了校长,不久,又听说他来市里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教育局当局长,一个是去文化局当局长,他选了文化局。我在隆回,一直当老师。后来,也来了邵阳,到邵阳师范,还是当老师。但每年春节,文联开联欢会,我们也偶尔相见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我退休了。再转瞬间,他也退休了。我退休了,专心爬格子。他退休了,除了自己爬格子之外,似乎还张罗了一堆人马一起爬。最先,好像是编《邵阳名人词典》。接着,他编了一份杂志《邵阳人》,稿费很高。他给我来了信,约我写稿。
《邵阳人》停刊,他又去《邵阳晚报》编副刊。各种计划、要求,一股脑儿都寄给我,目的还是约我写稿。我写了两篇:一篇是关于城步隐字联的,全文1000字左右,宝田却加了近百字的《编者按》:“城步儒林镇的一首隐字联,曾引起众多文人雅士欣赏索隐之趣,我市楹联学界乃至中国楹联学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曾纷纷撰文辩隐,引发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争鸣,但结论还是见仁见智,丘壑各异。易重廉先生经过考证、辩析,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新见,值得一读。”褒奖如此,简直使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另一篇是《关文长也有情联》,他改题为《建议西外街改名》。但最后一句,我很清楚,是他加的:“也许这过于牵强,但众多人文风景所附丽的掌故传说,又有多少是实有其事的呢?”点晴之笔,良多趣味。宝田的著作很多,送了我一套,我正在学习。
陈伯齐先生是唐琰先生的老部下,后也曾调文化局任正处级副局长,又是宝田局长的助手。在市民协,我从未兼过民协刊物《宝庆风情》的编委,他一上台,立马给我挂了个名,以示尊重。他出版过三部专著,我拜读过,受益很多。
另两位,一位是国画家刘检清,一位是书法家刘中岳,《美韵邵阳》中收有他俩的作品。我80岁那年,检清先生特作《松鹤延年》一画为赠,十分感激。他的画集、书法集,我爱不释手。刘中岳先生手书的《厚德载物》四字,我也珍藏至今。
其实,一个编撰集体,负责组织、调配的人,也是万万少不得的,黄冈岩先生就是这样的同志。我曾在他手下工作过,他来了,大家就热情奔放,大家就井井有条……他是一个组织的催化剂、鼓风机,少不得的。我一直亲近他,尊重他。
这部《美韵邵阳》,历时三年之长,修改四次之多,每个细节,都浸透了每一位编撰者的辛劳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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