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口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虽然地处偏僻,却当交通要冲,可谓水秀山清,人杰地灵。在中国近代史上,这里曾涌现了几个风云人物,发生过不少重大事件。
首屈一指的当数讨袁护国的蔡锷将军,电影《建党伟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不少的篇幅和镜头。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是喝这山门河里的黄泥江水长大的。如今,山门镇上的蔡锷公馆已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远近闻名的红色景点。
我当兵入伍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个年头。对于家乡的诸多历史,其实知之不多,后来读了些方方面面的书籍,才有所了解。我们上学时,“文革”才刚结束,改革开放的门窗露出了一丝缝隙,但人们思想依然保守,对于这些并不遥远的民国往事,似乎鲜少有人提起。记得山门河街上这座高大气派却墙皮斑剥的老房子里,还是在卖面卖冰棒的国营食品公司。村里人送交公粮,能在里面吃上一碗油泼臊子面,就是很大的享受。至于蔡锷公馆恢复成现在这模样,是我当兵离家多年以后才有的事情。
历史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往往被人们所遗忘。但总有一些人,令人心生敬仰;总有一些事,令人荡气回肠。如果没有人写出来、传下去,多少往事就被岁月慢慢湮没了。贺锄非与他的江南别纵队就是这历史长河之中的一朵浪花。
贺锄非,字友三,号元侠,1908年出生于洞口县花古乡。他从小孤身离家投考黄埔军校,因年幼未被录取;后随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在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任连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属于资深的老革命者。由于起义失败与组织失去联系,于是回乡打工谋生,后来再从国民党基层部队干起,升至少将师参谋长,在抗战中为收复福州立下功勋;抗战胜利后,他拒受蒋介石的中将军衔笼络,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湘西南竖起义旗,成立江南别纵队,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了救国救民,虽家贫却刻苦求学,尚年幼即投身革命,在敌营而忠贞向党,处乱世乃高举义旗,一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后来虽被错划为“右派”,但终得平反,享年九十有一。
江南别纵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正规军,存续的时间也十分短暂,但却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家乡的解放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知道在家乡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如袁也烈、向超中、王隆中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听父辈们讲,我的大伯祖欧阳范廉,从小也是这样接受了新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从此走向革命,投奔在一姓贾的营长手下当文书,在乱世中东征西讨,后来据说是战死在湘乡牛舌山。
余生也晚,与贺锄非前辈相差整整一甲子,但我似乎能从老师的字里行间,读出先辈的心声来。先辈们为国家的兴衰安危呕心沥血,而我们也曾为个人的前途命运苦闷彷徨。
三十年前,我还在洞口四中上学,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在高考残酷的独木桥前,面对高不可攀的录取分数线,多少人铩羽而归。我由于英语瘸了一条腿,高考是彻底没有指望了。幸好那年头文学吃香,我决意另谋出路,靠手中的一枝秃笔改写自己的命运。当时主持县文联工作的正是蒋子棠老师,尽管我与他素昧平生,但通过书信往来,他给予我许多扶持和指点,使我高二时得以在《回龙洲》上发表第一篇习作,高三时又荣获洞口县青年文学竞赛一等奖。蒋老师的关爱与垂青,成为我人生道路的重要拐点。后来入伍到部队,凭着这点基础和爱好,在文山会海中居然趟出一条崎岖小道来,直到今天仍在这条路上步履蹒跚、负重前行。说是学生,却也惭愧,因为在文学创作上,我始终没有入门,最多只能算个业余爱好者。
蒋老师如今已届八十高龄,身子骨还十分硬朗,每餐能喝点小酒。去年老师路过上海,得以陪老师小酌几杯,我还有些赶不上他,因为我喝酒也没入门。老师退休以后,一直笔耕不辍,退而不休,著述颇丰,这些年先后出版了《彩圈》《雪峰山下赤子情》《美在人间》等多部著作。作为我县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他既出了不少作品,也培养了不少新人。他不光对我个人恩重如山,于整个洞口的文学事业也功莫大焉!
老师于耄耋之年完成《贺锄非与江南别纵队》书稿,委实不易。且不说史料的收集、核实工作十分繁琐,也不说创作的过程延宕多年,充满艰辛,单是文字的录入、校对,图片的拍摄、整理等,就不是简单的事情。本书作为人物传记,也许有些单薄;但作为文史资料,足以传承后人。
关于本书的写作缘起与经过,其实蒋老师在《我为什么要写〈贺锄非与江南别纵队〉》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是最好的序言,毋庸我再赘述。
我想,先辈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孜孜以求的就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是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应该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努力践行强军强国的伟大梦想。
(欧阳亮,洞口人,现供职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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