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载：“（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

两则史料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天生的智者，人的才能主要是依靠后天读书学习获得的。

毛泽东是博览群书、追求真理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书对他来说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可须臾相离。毛泽东的书可以伴眠，可以伴行，可以伴吃，甚至连上厕所、在炮火中也要看书。毛泽东自幼好学，八岁时在他教书的舅舅家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在读私塾期间阅读了《四书五经》《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中国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这是毛泽东16岁时写的一首诗。胸有凌云志的少年毛泽东告别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新学，在那里阅读了《世界豪杰传》《新民报》《新民说》等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当时学校条件较差，没有阅览室和图书杂志，毛泽东每天必到学校悬挂当天报纸的地方看几十分钟，周末常到湖南省图书馆看书，或到朋友处借书。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一师图书馆藏书丰富，毛泽东广泛阅读，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无不涉猎。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又大量阅读外国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居胥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阅读了大量中外著作。后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身处逆境，仍然阅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德波林的《西方哲学史》等著作，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延安期间，毛泽东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忙里偷闲，阅读的书籍更多、更广。哲学方面有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塔乐海玛的《现代世界观》、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文学方面有《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甲申三百年祭》《鲁迅全集》《聊斋志异》等；军事方面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战争论》等；马列方面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而像《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诗经》《楚辞》《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史学和文学经典，更是毛泽东一生反复阅读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读书的条件和环境都改善了，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用“挤”和“钻”的精神去攻克未知领域的知识，好多回忆录都记述了他刻苦读书的情况。以晚年读文史古籍为例，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一些中央领导人阅读。如果从时间上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主席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1975年，毛泽东患白内障，看东西不清楚，后来就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吴迪来给他读书。那段时间他读了很多古代的文史经典，尤其喜欢读庾信的《枯树赋》，读了很多遍，每次都读得老泪纵横。他为了《枯树赋》的一个字的注释还专门写了批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由上可知，毛泽东阅读之广，可谓包罗万象，实非寻常人所能想象。高尔基说：“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培根说：“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王充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读书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从农民的儿子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都和他“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有着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