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填补了党史、军史的空白

通道是一块红色的沃土。1934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湖南湘西通道县的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转兵贵州的伟大决策，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史称“通道转兵”。由于当时会议没有记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段辉煌历史不为人们所知。

为还原这段历史，出生在湘西通道大山深处的侗乡青年杨少波，在繁忙的工作中，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红色文化研究与创作。一路走来，不知遇到多少困难，面对了多少冷嘲热讽，但长征精神让他痴心不改。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为研究和创作《通道转兵》，他收集阅读了几千万字的历史和文献资料，开始了“一个人的长征文化”之旅。

杨少波同志先后实地考察了红军长征途经的重地江西瑞金，广西兴安、全州，湖南宜章、桂东、城步、绥宁，贵州黎平、镇远、锦屏、翁安、遵义等地，还考察了红军经过的通道侗族自治县的19个乡镇的145个行政村，后又跑长沙，进北京，专程拜访了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孙子毛新宇；又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请教多位领导和专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7年建军80周年之际，凝聚杨少华数年心血的30多万字的《通道转兵》一书终于付梓出版，填补了党史军史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2009年11月，杨少波又将《通道转兵》改编成电影剧本。由潇湘电影集团拍摄的《通道转兵》电影于2011年6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向建党90周年献礼。

“飞行会议”，挽救了红军命运

杨少波同志从几千万字浩瀚的史料中，精选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碎片，再现了“通道会议”的真实全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顾问李德将“通道会议”称之为“飞行会议”，其意是指会议匆促。其实这是一次挽救红军命运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杨少波同志引用了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的论述：“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在长征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在强渡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全军由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多人，湘江战役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血的教训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1934年12月1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通道县城。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由洛甫和王稼祥向周恩来提议，于12月12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在通道县城的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书院在县城东边的一个小丘上，入会人员踏上几十级台阶，进入一人多高青砖院墙内。红军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周恩来站起来作了简单的开场白：“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野战军的去向问题。我在行军路上，听到大家一些意见，现在请大家端到桌面上来。”

李德打着摆子，冷得有些发抖。他见大家不说话，不耐烦了，便首先发言：“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没有人接茬。

年轻的博古憋不住了，还没等讨论展开，他就以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的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博古要收场，赶紧说：“博古同志，不要急嘛，听听大家的意见再作计议。李德同志，我要提醒你，在我们和贺龙的根据地中间有30多万国民党军队呢，何况贺龙自己也在撤退。”

毛泽东沉住气，坐在一边悠悠地吸着烟，他通常是不打头炮的，往往是耐心听完大家的发言再从容作结论。可洛甫、王稼祥、周恩来期待的眼光停在他脸上，盼望他发言。

毛泽东扬了扬手上的烟，开始发话了：“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急赤白脸地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计划？”毛泽东没有理会李德的态度，慢条斯理地说：“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现在红军在湘江战役蒙受巨大损失后，还没恢复元气，我们北面有多少敌人，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

知己知彼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部署了然于胸，他在会上娓娓道来：“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又咬牙切齿地迅即部署了新的追堵计划，把追剿的兵力重点部署在湘西地区，命令湖南军阀何健在湘江地区修建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广西军阀也派出兵力，组织两支追剿队，阻止红军再度追回广西。从围追堵截红军的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看，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为薄弱的，红军不能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只能向贵州进发。”毛泽东介绍完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

忍着疾病折磨的李德很吃力地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又挨了一顿奚落，坐不住了，中途愤然离开。

王稼祥忍着伤痛从担架上抬起手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洛甫接着说：“毛泽东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北边摆着五六倍于红军的敌人，疲弱之旅怎么钻得过去。现在到了改变红军进军方面的时候了。”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黔省防御力量弱，王家烈惊慌失措，红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洛甫、王稼祥又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一直在倾听的周恩来，站起来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在行军路上也听到了他的意见。权衡过敌我双方的态势，觉得只有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摆脱困境。”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博古也只得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吧。”会后，周恩来立即将通道会议的决议付诸行动。

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13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12月13日，中央红军避实就虚，向贵州黎平进军。把十几万围攻的敌人，甩在了湘西，打破了敌人妄图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

历史证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80多年过去了，“通道会议”所体现的长征精神，将同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一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会继续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